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乎社会秩序与民生福祉。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加速与利益格局多元，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动态性显著增强，单一主体、碎片化手段已难以应对现实挑战。政工研究作为联结政治工作与治理实践的重要学术领域，其核心关切在于如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柔性引领、组织动员的机制嵌入，实现治理资源与目标的协同整合。从政工研究视域审视基层治理，并非简单叠加党建与治理，而是要在“政治-社会”互动中探寻协同强化的内生逻辑。本文试图从理论契合、现实困境与路径建构三个维度，系统阐释政工研究视角下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可行思路，以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

一、政工研究与基层治理协同的理论契合

政工研究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对象，其方法论强调价值引领、组织动员与矛盾化解。基层治理则追求在有限的行政资源条件下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稳定维系与公共参与激活。两者在目标上具有同构性：政治工作旨在凝聚共识、规范行为，治理则需在秩序与活力间取得平衡。协同强化并非机械的结合，而是基于以下理论逻辑：第一，政治工作为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通过价值观教育、政策宣传与典型示范，基层治理得以减少执行阻力，提升民众认同。第二，政工机制能够弥补行政化治理的刚性与冷漠。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柔性沟通与情感认同，有助于化解邻里纠纷、干群矛盾等“治理末梢”难题。第三，政工网络（如基层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本身就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节点，具有覆盖广泛、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因此，从政工研究视域出发，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需要超越“党建+治理”的简单加法，转向“政治功能—治理效能”的深度耦合，构建以价值整合为内核、组织协同为骨架、制度保障为基础的新型治理形态。

二、当前基层治理协同面临的突出困境

尽管政工与治理的协同近年来受到政策重视，但在实践中仍暴露出若干结构性瓶颈。其一，协同意识“悬浮化”。部分基层单位将协同简单理解为会议、台账或形式化的联合行动，缺乏对协同内在机理的深刻认知，导致“联而不合”“协而不调”。其二，政工资源与治理需求的对接存在“温差”。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手段（如集体学习、典型选树）在回应具体民生诉求、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显得手段单调、发力点偏移。其三，权责边界模糊与激励不足并存。基层治理涉及条块分割、多部门交叉，政工部门虽承担思想引领职能，却缺乏刚性协调权力，容易陷入“责任无限、资源有限”的窘境。其四，技术赋能未能充分释放协同红利。数字平台在基层的广泛应用虽然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但由于缺乏思想层面的整合机制，反而可能加剧“数据孤岛”与“信息冗余”。这些困境的症结在于：基层治理的协同多停留在组织架构的物理叠加，而未能实现从“形式协作”向“有机协同”的质变。

三、政工视角下强化基层治理协同的路径建构

破解上述困境，需从政工研究视域出发，在理念、机制、能力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协同强化。

（一）以价值共识凝聚协同根基。基层治理的协同，首先依赖行动者之间的共同价值取向。政工工作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常态化宣传教育、榜样示范与仪式活动，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价值共识。实践中，应避免空洞说教，将政治话语转化为贴近居民生活的话语体系，例如社区治理中的“邻里守望”“家园意识”，既承接国家治理的大方向，又契合基层群众的日常情感。同时，要注重发掘基层治理中的典型人物与事例，将其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的协同符号，使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在价值认同基础上主动参与协同。

（二）以组织嵌入优化协同架构。基层治理的协同不能仅依赖行政指令，更需要政工组织网络的柔性嵌入。具体而言：一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协同中的“轴心”作用，通过区域化党建、共建联建等机制，将分散的资源、人员、信息整合到统一行动框架中。例如，推行“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模式，将政治工作嵌入物业管理矛盾调解。二是发挥群团组织的纽带功能，利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在特定群体中的影响力，精准对接治理需求。三是健全“党员包片联户”“网格员+党员”等制度，将政工触角延伸到治理末梢，确保协同指令能够穿透层级、直达一线。

（三）以制度建设保障协同规范。协同强化需要稳定的制度供给，避免因人事变动或领导注意力转移而出现波动。政工研究重视制度在价值固化与行为引导中的作用，应着力构建三套制度：一是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在协同中的职责边界，防止“九龙治水”或“责任甩锅”。二是协商议事制度，将民主恳谈、居民议事会等政工传统平台转化为治理协同的法定程序，确保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有制度化表达渠道。三是评价激励制度，将协同成效纳入党员干部考核、文明单位评选等政工评价体系，形成“协同有力者受褒奖、协同不力者受问责”的鲜明导向。

（四）以能力提升激活协同动能。协同最终要靠人的能力落地。当前基层干部普遍存在“想协同但不会协同”的困境，政工研究应致力于培育三种核心能力：第一，思想引导能力，能够将政策意图转化为群众语言，化解治理中的认知冲突。第二，资源整合能力，善于识别和链接辖区内的行政、社会、市场资源，形成“一盘棋”格局。第三，风险预警与危机沟通能力，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通过政工网络稳定人心、协调行动。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依托系统性培训与实践锻炼，例如建立政工干部下沉社区轮训机制、案例复盘教学等，将协同能力作为基层干部的核心素养来抓。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工研究视域为此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它强调治理不能脱离价值灵魂，协同不能缺少组织纽带，效能不能忽视人心向背。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制度，政工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探索应更加注重将政治工作的柔性优势转化为治理协同的刚性效能，同时警惕形式主义与机械主义。唯有在“政-治”与“治-理”的双向嵌入中不断调适，方能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与质效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