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居民生活品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单纯依靠行政指令或技术手段已难以应对社区治理中日益复杂多元的利益诉求。价值引领作为一种“软治理”模式，通过凝聚共识、培育公共精神、构建文化认同，正成为提升社区治理韧性的核心要素。然而，当前社区治理中价值引领作用的发挥仍存在诸多短板，亟需系统剖析并探索有效的提升策略。

一、价值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有序的公共生活秩序。行政手段依赖规则与强制，技术手段侧重效率与管控，但二者均无法彻底解决居民参与度低、邻里关系疏离、公共事务冷漠等深层次问题。价值引领的核心在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共同价值理念的传播与实践，培育居民的责任意识、互助精神和公共理性，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治理动力。它能够弥补制度刚性的不足，降低治理成本，使社区从“管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共同体”。具体而言，价值引领的作用体现为：塑造居民的身份归属感，将“陌邻”转化为“睦邻”；引导居民将个人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相协调；在矛盾调解中提供价值基准，减少对抗性冲突。

二、短板辨析：当前价值引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尽管价值引领的理论意义已获广泛认可，但实践层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导致其作用未得到充分释放。

第一，价值内容与居民日常生活的“悬浮化”。部分社区在开展价值教育时，存在“口号化”倾向。诸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表述过于宏大抽象，与居民关注的物业管理、停车难、楼道卫生等具体事务缺乏直接关联。居民容易将此类倡导视为“政治任务”而非切身需求，导致学习流于形式，无法内化为行为准则。当价值引领不能回应居民的现实困扰时，其说服力与凝聚力便大打折扣。

第二，传播手段单一，创新性与渗透力不足。当前，许多社区仍依赖宣传栏张贴标语、组织讲座、发放传单等传统方式。这些方法对年轻居民、高知群体和频繁流动的租户吸引力有限。在数字时代，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已高度碎片化，而社区价值传播的媒介创新明显滞后。诸如短视频、社区公众号互动、情景剧演绎、共享空间营造等更具参与感和体验感的传播形式尚未被广泛运用。缺乏有效的传播载体，价值引领便难以触达目标人群，形成“最后一米”的障碍。

第三，主体协同不充分，行政化色彩过浓。当前社区价值引领工作多由街道、居委会主导推动，而物业公司、业委会、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能人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深度不足。行政主导容易导致工作模式趋于“指令—执行—验收”的线性路径，社区成为被动的“贯彻者”，而非主动的“共创者”。例如，在策划社区文化活动时，若完全由上级部门规定主题与形式，居民只能“被参与”，则其内在的价值认同感难以真正建立。缺乏多方协商与共治的土壤，价值引领便容易沦为“自说自话”。

第四，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价值引领的终极目标是居民的自律与自觉。但现实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普遍呈现“老龄主导、少数活跃、多数旁观”的格局。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对社区事务缺乏时间与兴趣；租住群体流动性强，与社区情感联结微弱；部分居民甚至将社区活动视为“麻烦”。当居民长期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惯与获得感时，价值引领便缺乏赖以生长的群众基础。

第五，制度化、长效化机制缺位。不少社区的价值引领工作具有明显的“运动式”特征——遇到上级检查或文明评选时集中开展活动，日常则趋于停滞。缺乏将价值引领嵌入社区日常治理环节的制度设计，如将其与居民公约制定、楼栋自治、矛盾调解、志愿服务积分等具体机制相结合。没有持续的载体与制度保障，价值引领难以产生稳定的文化塑造效果。

三、提升策略：构建系统化的价值引领路径

要破解上述短板，必须将价值引领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可持续的治理实践，形成“内容—载体—主体—机制—氛围”的闭环。

1. 推动价值内容的“在地化”转译。将宏观的核心价值观与社区的具体公共议题对接。在制定居民公约时，引导居民围绕“文明养宠不扰民”“楼道不堆物”“邻里互助不打搅”等身边事展开讨论，使“友善、诚信”等价值观转化为可视化的行为规范。在组织社区活动时，结合垃圾分类、消防安全、疫情防控等现实场景，设计互动游戏或模拟体验，让居民在解决问题中理解公共价值的意义。内容越贴近生活，价值引领就越有生命力。

2. 创新多元化的传播与参与载体。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开发轻量化、趣味性的社区互动平台。例如，可拍摄“邻里故事”短视频，用真实案例诠释互助精神；开设社区直播课堂，邀请居民达人分享技能；创建线上积分商城，将志愿服务与兑换福利挂钩。同时，注重线下空间改造，将楼门过道、社区空地、闲置用房转化为“微展厅”“共享书屋”“公共议事角”等承载社群记忆的价值场域，让居民在日常漫步中接受价值熏陶。

3. 构建多方协同的共治网络。改变单一行政主导模式，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红色治理联盟”。鼓励社会组织引入专业社工，开展针对性的价值培育项目（如亲子公益市集、楼道美化行动）。挖掘具有公信力的“社区领袖”“党员先锋”“能人骨干”，通过他们的示范引导凝聚人气。同时，推动驻区单位开放资源，如由医院提供健康义诊、由学校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环境维护，在资源交换中增进价值互信。

4. 激活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建立“需求导向”的项目生成机制。在社区发起“微心愿”收集、公共议题投票等活动，优先选择居民最关切的痛点（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快递柜选址）作为价值引领的切入点。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引入“开放空间”“世界咖啡馆”等议事技术，让居民在平等协商中感受公共精神的力量。同时，完善激励机制，将参与记录与评优评先、入学就医、信贷等公共服务资源挂钩，使“有德者有得”成为可感知的现实。

5. 完善制度化、长效化的保障机制。将价值引领工作纳入社区治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经费与人员投入。建立健全居民公约的修订、监督与奖惩机制，防止其沦为“一纸空文”。推动建立“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室”或“社区议事厅”，定期总结价值引领的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法。此外，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体系，将居民的满意度、行为改变度、社区归属感等指标纳入评价，而非简单看活动频次或宣传报道量。

四、结语

价值引领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情感共鸣与行为塑造的有机统一。面对社区治理中日益复杂的挑战，补齐价值引领的短板，本质上是在重新激活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公共属性。只有让价值内容接地气、传播手段有温度、参与主体有活力、制度保障见实效，才能真正实现从“治理进社区”到“治理在社区”的质变。未来，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持续下沉，以价值引领凝聚人心的柔性力量，必将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