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然而在实践中，群众参与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本文从主体结构、参与类型、行为模式、效能感知及渠道机制五个维度，系统剖析群众参与不足的深层表征，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性与社会性成因，以期为优化党建引领下的群众动员机制提供学理参照。
一、引言：参与何以成为治理的“阿喀琉斯之踵”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核心在于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范式跃迁，其本质特征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独特政治优势，“党建引领”在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强化统筹方面展现了显著效能。然而，审视当下的治理实践，一个不容回避的悖论逐渐浮出水面：党组织在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层面投入巨大，但群众的自发参与、深度卷入和持续行动却长期处于低位。这种“高位推动”与“低位响应”之间的张力，不仅消解了党建资源的投入效益，更使基层治理面临“悬浮化”风险。群众参与不足并非单一现象，而是由多重表征交织构成的系统性困境，亟需进行结构化剖析。
二、主体结构失衡：“老面孔”与“沉默的大多数”
群众参与不足的首要表征，体现在参与主体的结构性扭曲。在当下的社区议事会、居民代表会议、志愿巡逻等治理场景中，活跃群体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以离退休老年人、社区党员骨干、楼栋长等“熟面孔”为主力，而作为社区主体人口的青壮年、在职人员、租住群体则普遍处于缺位状态。这种年龄结构上的“断层化”与身份类型的“精英固化”现象，导致参与群体难以代表最广泛居民的利益诉求。年轻人由于工作压力大、时间碎片化，往往将社区参与视为“额外负担”；外来租住群体则因归属感薄弱、利益关联度低而主动疏离。参与者的结构性窄化，使得基层治理的民意基础趋于薄弱，“多数人的社区”沦为“少数人的舞台”，治理决策的公共性与合法性也因此受到潜在质疑。
三、议题类型窄化：从“公共议事”滑向“事务被动承接”
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题的开放性与层次性。然而，在不少基层实践中，群众参与被局限于环境卫生整治、通知传达、节庆活动配合等低层次事务性领域，而涉及公共预算分配、空间规划、规则制定、利益协调等实质性治理议题时，群众的介入空间则极为有限。这种“执行性参与”而非“决策性参与”的议题设置，本质上将群众定位为“被动员的对象”而非“共建共治的主体”。长此以往，群众对参与价值的认知被矮化：参与等同于“被通知”“被分配任务”或“被要求配合”。当参与无法触及自身核心利益关切、无法对社区公共生活产生实质影响时，群众自然缺乏持续投入的内生动力。议题窄化不仅抑制了参与热情，更在无形中固化了“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格局。
四、行为模式被动化：“要我参与”而非“我要参与”
从参与的动力来源看，群众行为普遍呈现出显著的“被动响应”特征。大量参与行动并非源于群众对公共事务的自觉关切或自主发起，而是依赖党组织的行政动员与指令下达。无论是“双报到”制度下的党员进社区服务，还是针对某项政策宣传的“敲门行动”，群众往往是在组织号召、任务要求或考核压力下，才做出参与行为。这种“动员-响应”模式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形成声势，但其可持续性面临根本挑战：一旦组织注意力转移或激励机制减弱，参与热度便会迅速消退。更为严重的是，被动参与容易滋生“表演式参与”或“打卡式参与”的形式主义倾向——人到场但心不在场，行动完成但价值认同缺失。群众参与的自主性缺失，折射出基层党组织在角色定位上存在偏差：从“搭台者”变为“主导者”，从“引导者”变为“命令者”，致使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难以充分释放。
五、效能感知虚化：参与“无感”催生持续“冷漠”
群众是否持续参与，关键在于能否在参与过程中获得正向的效能反馈，即“我的参与是否真正起到了作用”。然而，在现有治理体系中，群众参与的效能感普遍处于虚化状态。一方面，部分社区在议事程序上虽然设置了意见征询环节，但群众的建议往往“被倾听”却“不被采纳”，决策结果与群众意愿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形成“说了也白说”的负面体验。另一方面，参与结果的反馈机制严重缺失：群众不清楚自己的意见被如何处理，也不了解最终决策的逻辑与依据，参与闭环未能形成。这种效能感的虚化，直接导致群众对参与行为的价值判断趋于消极。“参不参与都一样”的认知一旦内化，便会加速公共精神的消退，使原本潜在的参与意愿转入“休眠”状态。更值得警惕的是，效能感的持续缺失会累积为对基层治理体系的整体不信任，从而形成“参与少—效能低—更不愿参与”的恶性循环。
六、渠道机制空转：平台有形而功能失灵
近年来，各地在搭建群众参与平台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如“居民议事厅”“线上议事群”“民情恳谈会”等形式层出不穷。然而，平台的功能实效与制度初衷之间往往存在较大落差。“空转”成为平台运行的真实写照：线上议事群沦为“通知群”或“沉默群”，线下议事厅演变为“情况通报会”，民主协商异化为“象征性走过场”。渠道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存在短板：缺乏明确的议事规则与权责边界，群众参与缺乏程序性保障；缺乏有效的回应与督办机制，群众意见的落实无从追踪；缺乏对参与频次与深度的制度性安排，参与呈现出碎片化、间歇化特征。当参与渠道沦为“摆设”，群众不仅会丧失对具体平台的信任，更会对整个治理体系的诚意与开放性产生质疑。因此，渠道数量的增加并不能等同于参与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激活机制的内在活力，实现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转”的实质性转变。
七、结语：从“缺位”走向“归位”的路径反思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群众参与不足的问题表征，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症候。它既与宏观的社会转型背景相关——个体化趋势削弱了公共联结，也与微观的制度设计与执行偏差相连——参与机制未能有效回应群众的真实需求与关切。破解这一困境，需要超越简单的“发动群众”思维，转向更深层次的制度重塑与文化培育：从议题设置上赋权于民，让群众真正参与公共决策的核心环节；从激励机制上尊重差异，构建兼顾物质、情感与社会价值的综合参与动力体系；从渠道建设上注重实效，建立意见征集、回应、反馈的完整闭环；从组织角色上实现转型，推动基层党组织从“包办者”向“赋能者”转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唤醒群众的主体意识，让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从“独角戏”真正走向“大合唱”，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从愿景走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