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软约束”到“硬支撑”的逻辑转向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当前，基层治理面临资源下沉不足、权责匹配失衡、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结构性挑战，而在诸多治理要素中，干部队伍的作风状态往往成为决定治理成效的“关键变量”。传统的作风建设常被视为思想层面的“软约束”，但在现代化治理语境下，作风已从个人德性修养上升为组织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将“软要求”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硬支撑”，不仅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更是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作风建设与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关联，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思路。
二、作风建设与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关联
（一）作风是治理能力的“隐性制度”
制度是治理的骨架，而作风则是填充其中的血肉。再完善的制度设计，如果缺乏执行者的优良作风，也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空壳。在基层治理场域，干部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境与多元利益诉求。务实的作风能促使干部深入一线、精准识别问题，避免政策执行的偏差与“悬浮”；而担当的作风则能激发干部在矛盾化解、应急处突中的主动作为，填补制度弹性空间中的治理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作风建设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制度执行效率的“隐性制度安排”。
（二）作风是群众信任的“心理契约”
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公共信任的建构。群众的配合度、满意度不仅取决于治理结果是否公平，更取决于治理过程是否体现尊重、公正与效率。作风问题直接作用于干群关系的“第一印象”：一次态度生硬的接待、一次敷衍了事的回复都可能消解长期积累的治理公信力。反之，清正廉洁、勤勉为民的作风能够增强政策输出的“信服力”，使群众将合法性赋予基层治理行为，从而形成良性互动。这种“心理契约”一旦建立，便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动员成本，提升政策落地速度。
（三）作风是治理创新的“内生动力”
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离不开持续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应用。然而，创新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与不确定性。如果缺乏包容试错、鼓励探索的作风氛围，基层干部可能陷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避责心态，导致改革停滞。只有通过作风建设倡导务实求真、锐意进取的价值观，才能打通从制度设计到治理实践的最后一公里，使基层成为创新的沃土而非政策的“二传手”。
三、当前基层作风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症结
（一）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隐性变异
尽管持续高压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仍呈现“隐性化”趋势。例如，部分地方以“留痕管理”代替过程监督，大量填表、拍照、打卡耗费干部精力，导致“文山会海”反弹。此外，以“责任下沉”为名行“甩锅”之实的现象时有发生，基层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机关负责的督查、报表任务，陷入“小马拉大车”的疲惫处境。这些问题直接挤占了服务群众的时间和精力，使作风建设异化成了“另一种负担”。
（二）作风评价机制的“唯指标化”误区
当前对基层作风的考核多依赖于量化指标，问题线索数、通报批评数、满意度测评得分等成为主要依据。这种精准管控思维虽然便于横向比较，但容易忽视基层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与长远性。例如，过度强调“零上访”可能压制矛盾的真实表达；追求“高满意率”可能导致干部选择性服务。脱离具体情境的指标导向，非但无法真实反映作风状态，反而可能诱导干部采取投机性行为，背离作风建设的初衷。
（三）积极作为的制度支持与容错空间不足
作风问题既有个体道德因素，也有体制诱因。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责任无限化”倾向，使干部在决策和创新中顾虑重重。由于缺乏清晰的容错纠错机制，许多干部在面临“多做多错”的风险时，倾向于选择保守作业、按部就班，甚至出现“不作为即是保位”的消极心态。这种制度性压力抑制了积极作风的生成，仅靠思想教育难以从根本上扭转。
四、以作风建设驱动效能提升的系统性优化思路
（一）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制度嵌入式”作风建设
传统的作风建设常依赖专项整治、集中教育活动，虽能短期矫正突出问题，但容易陷入“一阵风”的循环。优化方向应是将作风要求嵌入到日常治理流程之中：在岗位职责说明书、绩效考核体系、干部晋升评议、行政程序规范中明确作风标准，形成“办什么事、负什么责、守什么纪”的全链条约束。例如，在政务服务窗口推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并纳入电子监察系统，使作风规范与业务流转自动绑定，避免人为选择性执行。
（二）构建适应基层复杂性的差异化管理机制
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基层干部面对的情境差异巨大，采取“一刀切”式的作风要求难免不切实际。应按照“权责统一、专业适配”原则，对城管、街道、乡镇、社区等不同岗位设置差异化作风标准：高风险敏感岗位侧重廉洁纪律与程序合规，一线服务岗侧重响应速度与服务态度，农村基层工作则强调调查研究与耐心沟通。同时，通过“减负清单”明确基层不必参加的会议、不必填写的报表，从制度上破除形式主义的生存土壤。
（三）以技术赋能作风效能的双向融合
数字化治理平台不应仅用于数据采集，更应成为作风效能监测的“仪表盘”。建议建设统一的基层治理综合平台，将群众投诉、工单处理时效、跨部门协调反馈等数据实时整合，利用算法自动识别异常处理案例——如超期未结办、推诿退单等，自动触发作风预警并启动限时督办。但需注意，技术工具必须服务于“提效能”而非“增加监控负担”。系统设计应精准化，避免对基层形成无谓的信息轰炸，让技术承担“电子督查员”角色，解放人力用于更有价值的实地服务。
（四）从“事后问责”转向“事前激励与事中支持”
单一问责导向容易引发消极规避心态。应建立以正向激励为主要抓手的作风引导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优秀创新案例”专项奖励，对在治理难点中主动担当并取得实效的干部给予优先晋升通道；建立清晰的容错清单，区分应追责与可容错的边界，降低干部试错成本。在事中支持层面，推广“导师帮带制”与集体会商机制，对于基层难以独立解决的综合难题，由上级部门按权限予以授权或专班会办，化解基层“孤军奋战”困境。
（五）激活群众参与作风监督的社会共治网络
作风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应当拓展群众评价在作风考核中的权重，将“12345接诉即办”满意度、社区议事厅质效、网络问政平台反馈纳入常态化考评体系。同时，探索“公众代表列席基层工作述职会”“作风监督员聘任制”等社会监督形式，使作风建设从“内部循环”走向“开放互动”。此外，应强化志愿组织、业委会等在诉求反馈中的制度化角色，构建“群众出题－干部解题－群众评价”的闭环，推动治理过程透明化。
五、结语：作风建设是常抓常新的治理课题
以作风建设助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绝非一时一域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关乎治理长效的深层变革。其关键在于把握两个平衡：一是约束与激励的平衡——既要划清纪律红线，也要构建干事创业的宽松环境；二是规范与适应的平衡——既要有统一的作风底线，也要留有因地制宜的弹性空间。唯有将作风建设真正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与价值伦理，实现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的态度转变、从“被动约束”到“主动担当”的行动跃迁，基层治理才能从疲于应付的操作层面，迈入赋能增效的善治新阶段。这既是对干部队伍能力的检验，更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深层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