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化浸润何以成为文明实践的核心路径

自2018年中央部署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来，“以文化人”已从理论倡导逐步具象为基层治理的关键机制。区别于单纯政策宣讲或志愿服务动员，其本质在于依托文化资源、文化形态与文化逻辑，实现价值内化、行为养成与共同体认同的深层建构。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建成县级实践中心2800余个、乡镇（街道）实践所3.8万余个、村（社区）实践站65万余个，文化类活动占比达全部实践活动的41.7%（据《新时代文明实践发展报告（2024）》）。然而，数据增长不等于效能提升。实践中普遍存在文化供给同质化、群众参与浅表化、价值转化模糊化等问题。本文立足实证观察与案例比较，系统审视当前“以文化人”的实施现状、结构性张力与发展进路，力求超越形式主义复刻，回归文化育人本位。

一、供给端：文化资源转化能力不足，存在“有料难化”现象

多数地区具备丰富的非遗项目、乡贤典故、红色遗址等文化存量，但资源活化能力薄弱。典型表现为“三多三少”：展陈多、体验少；静态讲述多、情境重构少；行政主导多、在地创生少。例如某省首批试点县将本地剪纸技艺纳入实践站常规课程，但教学内容仍沿用传统纹样与技法，未结合当代生活需求开发文创衍生、数字动画或社区美育模块，导致青年参与率不足12%。更深层问题在于专业力量缺位——县域层面平均仅0.3名专职文化辅导员，且多由宣传干事兼任，缺乏人类学、教育学或公共文化管理背景。文化资源未能经由专业转译，便难以完成从“地方知识”到“公共素养”的跃迁。

二、接受端：群众参与呈现“高到场率、低卷入度”的悖论

调研显示，76.2%的实践站文化活动签到率达90%以上，但深度参与（如持续参加3次以上、主动贡献创意或担任助教）者平均仅为18.5%。其成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活动设计惯用“供给—接收”单向模式，忽视不同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群体的认知差异与情感节奏。老年群体偏好口述史、戏曲传习等代际互动形式；而Z世代更倾向沉浸式剧本游、短视频共创等轻量化表达。另一方面，激励机制过度依赖物质回馈（如积分兑换日用品），削弱文化实践本身的精神满足感与身份认同感。当“看戏”变成“打卡”，“学舞”沦为“凑数”，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即被稀释为临时性社交行为。

三、机制端：协同治理尚未破题，文化育人陷入“孤岛运行”

当前实践中心普遍挂靠宣传部门，文化馆、文联、高校、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仍呈碎片化状态。某市曾尝试联合高校艺术学院开展乡村壁画计划，但因权责不清、成果归属争议及经费拨付周期过长，最终仅完成3面墙绘即中止。更关键的是评价体系错位：上级考核聚焦“活动场次”“覆盖人次”“媒体报道量”，却极少设置“价值观认知变化”“社区文化自组织能力”“代际文化传承实效”等质性指标。这种以行政效率替代育人效果的导向，倒逼基层转向安全、可控、易复制的“标准动作”，如统一配发的手工材料包、模板化宣讲PPT、流程固定的文艺汇演，致使文化实践日益丧失在地性、差异性与生长性。

四、突破路径：构建“可感、可及、可续”的文化育人生态

提升“以文化人”实效，需推动三个维度实质性转变。其一，推动文化供给从“资源搬运”转向“意义再生产”。鼓励实践站联合在地文化持有者（如非遗传承人、村史编写者、返乡青年）共同开发“小而精”的文化产品，如方言童谣音频库、家风故事口述地图、农事节气生活手册等，强调文化与日常经验的咬合。其二，重构参与逻辑，以“角色赋权”替代“活动召集”。例如浙江余姚某实践站设立“文化合伙人”制度，村民可申报微型策展、邻里茶话主持、乡土影像记录等项目，获小额基金支持并纳入村级文化人才库，使群众从“被教育者”转化为“文化生产者”。其三，建立跨部门文化育人协同清单，在县级层面明确文旅、教育、民政等部门在课程共建、师资共享、空间共用、评估共担中的法定职责，并将文化育人成效纳入乡镇党政班子年度考核权重（建议不低于15%），真正实现制度性嵌入。

结语：让文化回到人本身

“以文化人”绝非将文化作为工具去规训人，而是使人重新发现自身与土地、历史、他者之间本然的文化联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若要避免沦为又一个功能叠加的行政站点，就必须警惕文化实践的景观化、技术化与绩效化倾向。真正的文化力量，不在宏大的舞台布景中，而在老人教孙辈编竹篮时指尖的温度里；不在标准化的宣讲稿中，而在村民围绕村规民约修订展开的几轮恳谈会上；不在整齐划一的合唱队列中，而在少年用AI重制傩面图案后引发的家族记忆讨论里。唯有当文化实践能回应具体的人之困惑、安顿具体的人之情感、激发具体的人之创造，“润物无声”才不是修辞，而是正在发生的生活事实。这需要制度耐心、专业敬畏与在地智慧的共同浇灌——因为文明的落地，终究是人向自身文化深处的一次郑重回望与坚定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