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亲和力何以成为群众工作的关键变量
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群众诉求日趋多元，对领导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依赖于行政权威与单向指令的工作模式，在应对基层治理复杂性时逐渐显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在此背景下，领导干部的亲和力作为一种非权力性的软性影响力，正日益从辅助性素质跃升为核心能力要素。亲和力并非简单的“态度和蔼”或“平易近人”，而是领导干部在深入群众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与行为感召的综合体现。它关涉的是干群之间信任关系的重建、情感纽带的加固以及治理共识的凝聚。深入探讨亲和力在群众工作中的功能性定位与价值实现路径，对于提升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效能、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二、亲和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蕴
从学理层面审视，领导力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而亲和力正是影响力的情感基础。心理学研究指出，亲和性人格特质包含合作、信任、利他等要素，这些要素在组织行为中能够有效降低沟通成本、提升协作效率。将这一视角迁移至群众工作场域，领导干部的亲和力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其一为情感层面的可接近性，即群众愿意接近、敢于表达、乐于交流；其二为认知层面的可信赖性，即群众认为领导干部能够理解自身处境、尊重自身诉求；其三为行为层面的可合作性，即双方能够围绕公共事务展开有效对话与协同行动。
当前，少数干部习惯于“官本位”思维，话语体系与群众存在隔膜，行为方式带有明显的科层制疏离感。这种疏离直接导致群众工作中的信息失真、政策执行梗阻以及舆情应对滞后。亲和力的时代意蕴恰恰在于，它要求领导干部从“管理群众”转向“融入群众”，从“发号施令”转向“协商共治”，从“程序公正”延伸至“情感公正”。只有具备足够的亲和力，领导干部才能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世界”，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感知真实的民意脉动，从而作出更接地气、更聚民智的决策。
三、亲和力在群众工作中的多元功能定位
（一）情感联结器：消解心理隔阂与建立信任基础
群众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而人是有情感、有尊严、有复杂心理需求的。当群众感受到领导干部的真诚关心与平等对待时，其心理防御机制会弱化，产生正向的情感回应。这种由亲和力催生的情感联结，是干群之间由“陌生人关系”转化为“信任关系”的第一块基石。反之，若领导干部态度生硬、言语冰冷，即便政策本身具有惠民性质，也可能因传达方式不当而引发群众的抵触情绪。实践中，那些长期扎根基层、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能听懂方言土语的干部，往往在化解矛盾纠纷、推动政策落地时更具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情感纽带发挥了关键的润滑作用。
（二）信息过滤器：优化民意采集与精准回应
群众工作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准确、及时的信息流通。然而，在层级传递过程中，民意往往面临“过滤失真”的风险。亲和力强的领导干部，能够营造出宽松、无压力的沟通氛围，让群众愿意讲真话、道实情。这种“原生态”的信息采集，有效避免了行政系统中常见的报喜不报忧、层层美化的信息衰减现象。从功能角度看，亲和力实际上充当了信息质量提升的“保真装置”，使领导干部能够掌握第一手、高信度的民情资料，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扎实的信息基础。同时，由于群众相信干部会认真对待自己所反映的问题，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积极性也会显著提高，形成良性的信息循环。
（三）矛盾缓冲器：柔性化解冲突与降低治理刚性
转型时期基层社会矛盾多发，且往往具有突发性与情绪化特征。单纯依靠法律强制或行政命令来处理矛盾，极易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局。拥有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或个体极端诉求时，展现出更多的倾听耐心、共情理解与话语柔化能力。这种柔性介入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对抗烈度，为矛盾化解创造缓冲空间。亲和力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而是在坚守法律底线与政策红线的前提下，以更富于人情味的方式疏导情绪、辨析是非、寻找共识。实践中，由群众信任的干部出面调解，其成功率远高于程序化的行政处置，这正是亲和力作为“非制度性资源”在冲突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四、亲和力的价值发挥：从个体素质到治理效能的转化
（一）提升政策执行的群众认同度
再好的政策，如果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与认同，最终也难以转化为真正的治理效能。亲和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意义桥梁”的作用。具备亲和力的干部善于运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诠释政策逻辑，善于通过自身的信誉积累为政策背書。这种由人际信任延伸至制度信任的转化，极大降低了政策执行中的社会阻力。当群众把对干部个人的好感与信任迁移到其所推行的政策上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便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价值层面看，亲和力将冷冰冰的制度条文赋予了人性的温度，实现了治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二）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性
群众工作的最高境界不是替民做主，而是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亲和力的深度发挥，有助于打破“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当领导干部以平等协商的姿态邀请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公共决策时，群众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会被有效激发。亲和力营造出的民主、包容氛围，使得群众不再将自己视为被动的治理对象，而是主动的治理共同体成员。这种参与式治理不仅充分释放了基层社会的自治活力，也使得治理决策更加科学、更易落地。换言之，亲和力通过重构干群关系，激活了基层民主的内生动力，实现了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的治理范式跃迁。
（三）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领导干部的亲和力建设直接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感知与政治认同。一个个具有亲和力的领导干部，构成了党的形象最鲜活的“微观载体”。群众往往通过身边干部的言行来感知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与价值取向。当干部展现出亲民、爱民、为民的亲和形象时，群众对党的政治信任感会自然提升，社会心理基础也会更加牢固。这种由个体亲和力汇聚而成的群体形象认同，是党长期执政最深厚、最可持续的社会资源。在信息传播扁平化、舆论监督透明化的今天，亲和力的缺失往往会被网络放大，造成局部形象受损；反之，亲和力的彰显则能成为赢得民心的“加分项”。因此，亲和力建设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执政安全的长远之策。
五、结语：让亲和力成为新时代群众工作的鲜明标识
亲和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更不是流于表面的“作秀”，而是在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中逐步内化而成的素质自觉。它要求领导干部放下身段、沉下心去，真正在情感上贴近群众、在行动上惠及群众、在作风上取信群众。将亲和力嵌入群众工作的全过程，既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化诠释，也是应对复杂治理现实的有效策略。面对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自觉提升亲和力修养，让这种软性力量成为凝聚民心、激发民智、汇聚民力的重要支点，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夯实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唯有如此，群众工作才能真正做到群众心坎上，才能实现从“可敬”到“可亲”，从“服从”到“认同”的根本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