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廉政教育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治本之策”，其核心目的在于筑牢公职人员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近年来，各级基层单位在落实廉政教育要求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开展了诸多活动。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一些基层单位的廉政教育逐渐呈现出“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会议记录堆积如山、学习笔记千篇一律、活动现场“打卡”式参与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不仅偏离了教育的初衷，更在某种程度上消耗了组织的公信力与干部的真实警惕性。本文旨在从现状表现、内在成因与治理路径三个维度，审视这一“形式主义虚火”掩盖下的结构性困境。

二、表象之下：廉政教育形式主义的典型表征

当前基层廉政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并非偶发，而是集中表现为几种可观察的“变体”。首先，是“材料导向”压倒“教育效果”。部分单位将廉政教育的核心工作简化为撰写方案、整理台账、装订档案，将“留痕”视为工作的全部目标。上级考核时，厚厚一沓学习记录和心得体会成为评价的主要依据，至于干部是否真正吸收了廉洁理念、行为是否受到规范约束，反而被置于次要位置。其次，是“铺张声势”替代“精准浸润”。一些地方热衷于举办声势浩大的宣誓仪式、千人签名活动或大型文艺汇演，追求“眼球效应”和媒体曝光。此类活动在热闹之余往往缺乏深度互动与严肃讨论，干部被动参与，沦为“演员”，教育效果仅停留在感官层面，难以触及思想内核。最后，是“内容雷同”消解“问题导向”。许多基层单位的廉政教育内容脱离本单位的实际廉政风险点，要么照搬上级文件，要么套用通用案例，缺乏对具体岗位、具体项目、特定权力运行环节的针对性剖析。当教育内容无法与干部身边具体的利益诱惑或制度漏洞相啮合时，教育过程必然蜕变为一场“穿新鞋走老路”的空转。

三、动因剖析：形式主义何以在廉政教育中“负重前行”

廉政教育领域形式主义的滋生，是体制压力、考核导向与组织文化等多重因素耦合的结果。第一，压力型体制下的“避险逻辑”是关键推手。在层层传导压力的行政体系中，基层单位面对上级的督导检查，往往天然倾向于用“可见的工作量”来证明自身落实了任务。相较于提升思想觉悟这种难以量化的工作，拍摄一张规整的会议照片、布置一排整齐的展板显然更具“可展示性”。这种“避责”心态驱动下，基层更愿意选择“表面化”的投入，而非深入细致的“软性”渗透。第二，考核体系的“去情境化”加剧了异化风险。当前对廉政教育的评估，普遍缺乏对教育效果的长效追踪和情境化评价。考核指标偏好于工作时长、参与人次、资料完备度等“硬指标”，而对于教育是否影响了干部的日常决策、是否降低了岗位风险等“软结果”缺少有效测量。这不自觉地引导基层单位将精力集中于合规性表演，而非治理效能。第三，组织内部的惰性与路径依赖。廉政教育如果长期停留在“念文件、读报纸、看片子”的老套路中，教育者自身便容易产生麻痹心理，认为应付过去即可。当缺乏创新动力或理论深度的支撑时，不少教育者倾向于使用最省力的标准化流程，以确保不出错、不承担额外的责任，从而固化了形式主义的流程。

四、症结反思：形式主义倾向的多维危害

廉政教育的形式主义化绝非简单的“工作方式粗糙”，其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政治危害。其一，扭曲了组织形象与公信力。当干部频繁参与那些流于表面的活动时，廉政教育本身可能沦为一种“符号性的消费”，让人产生“反正是走过场”的心理暗示。一旦干部形成对廉洁教育本身的“免疫”，甚至将之视作“政治秀”，那么廉政教育的严肃性与威慑力将大打折扣。其二，削弱了“不想腐”的思想根基教育。廉政教育的初衷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式主义的泛滥直接导致了教育对象产生“审美疲劳”和认知失调。干部可能在一场冗长的会议之后，依然对身边的隐性腐败风险缺乏敏感度，自我约束的底线被表面的学习所掩盖，而非被真正加固。其三，浪费了宝贵的行政资源与时间。基层单位本就面临人少事多的困境，大量的时间被耗费在制作台账、撰写心得、布置会场等低效劳动上，这直接挤压了访民情、解民忧、抓落实的精力资源，形成了组织效率的反向损耗。

五、治理之道：从“形式在场”迈向“实效回归”

破解基层廉政教育的形式主义陷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重构与方法创新三个层面同步发力。首先，应重构廉政教育的评价体系。上级主管部门必须下放“过度留痕”的压力，建立更为科学的评价机制，将评价权重从“过程留痕”转向“效果评价”与“风险降低”。可通过随机访谈、专项调研、实际案例反馈等方式，检验干部内心是否真正受到触动，岗位关键环节是否真正强化了制约。其次，推动廉政教育内容“精准滴灌”。不同层级、不同行业、不同岗位面临的廉政风险差异极大。应摒弃“一锅煮”的通用教案，鼓励基层单位围绕本地区、本单位的真实案例、典型警示与制度漏洞，开展案例式、研讨式教育。让干部直接面对身边活生生的“风险场景”，通过深度剖析与代入式讨论，真正触及灵魂。再次，探索“分层分类”与“嵌入式”教育模式。对于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和新提拔干部，应突破千人大会的传统形式，采用“一对一”廉政谈话、微型警示教育、沉浸式情景模拟等小范围、高浓度的互动手段。同时，将廉政微课堂、廉洁提醒嵌入到日常审批流程、项目管理会议中去，让教育融入治理，而非独立于工作之外。最后，强化正负双向激励。对在廉政教育中探索出“实招”、促使干部主动申报风险或不收送礼的实际成效，予以组织认可与评优倾斜；对依然热衷于表面文章、弄虚作假应付考核的单位，应严肃指出问题并追究责任，以此彻底扭转“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考核困局。

六、结语

基层廉政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石，其形式主义倾向的消解，直接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最终成色。走出“形式上热闹、效能上空虚”的怪圈，最终依赖于各级管理者敢于打破考核的“路径依赖”，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衡量教育的真效果，而非用“看起来努力”去掩盖实质的懒惰。只有让廉政教育真正回到“育人为本、预防为先”的逻辑原点，祛除形式主义的虚火，方能在每一位基层干部心中种下敬畏与自律的种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