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高等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与科学研究的基本职能，同时也是公共资源与行政权力的重要集结地。近年来，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持续扩大、经济活动日益复杂以及外部资源介入深度增加，廉政风险防控成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尽管各高校普遍建立了以章程为核心、内控为支撑的廉政制度体系，但在实践运行中，制度虚置、监督悬浮、责任模糊等问题依然突出。本文基于对多所高校廉政建设实践的观察，系统梳理当前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现实样态，剖析其深层次问题表征，以期为完善高校廉政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二、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实践进展

从制度文本层面观察，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已形成包含“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经济责任审计、信息公开、干部轮岗、重点领域专项督查等在内的廉政风险防控基本框架。在具体操作中，部分高校引入内部控制规范，针对招生录取、基建工程、物资采购、科研经费等高风险领域制定专项业务流程，并尝试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权力运行的痕迹化管理。例如，一些高校建立财务管理与预算执行监控平台，对重大项目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此外，以学院二级管理为背景，不少高校在院系层面设立纪检委员或廉政监督员，将防控触角向基层延伸。从组织架构上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法律事务等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逐渐建立，部分高校还成立由校领导牵头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风险识别与评估工作。整体而言，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正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制度覆盖面和流程规范性均有所提升。

三、制度设计与执行之间的断裂

尽管制度框架日趋完善，但实践中的制度执行力不足是普遍存在的显著问题。首先，部分制度停留在“纸面合规”层面，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和匹配的执行主体。例如，高校普遍制定了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但在实际报销审核中，形式审查多于实质性审查，对预算变更的合理性缺乏有效论证，导致虚列支出、重复报销等问题时有发生。其次，制度的动态调整滞后于业务形态变化。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横向课题、经营性资产管理等业务日益复杂，而原有防控条款往往针对传统模式设计，对新出现的利益冲突、关联交易缺乏明确约束。再次，二级学院层面的制度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院系领导往往身兼学术专家与行政管理者双重角色，对廉政制度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学院在涉及人才引进、设备采购等环节存在程序简化、记录缺失等现象，致使校级制度被选择性执行。

四、监督力量的分散与监督效能的短板

监督体系是廉政风险防控的关键防线，但目前高校监督力量呈现明显的分散化特征。纪检监督、审计监督、财务监督、教代会监督等各成体系，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甚至存在重复监督与监督盲区并存的悖论。一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风险信息平台，不同监督主体获取的数据难以整合，使得隐藏在跨部门业务中的系统性风险不易被及时识别。另一方面，监督主体普遍面临独立性不足的困境。以内部审计为例，审计部门往往隶属于学校行政体系，在经费、人事上受制于被审计单位，导致审计发现的问题难以得到彻底整改。此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模糊，使得一些涉及学术评价、资源配置等领域的监督难以深入。例如，学术委员会在课题评审、成果认定中的裁量权较大，但对其决策过程的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容易滋生人情评审和利益输送风险。民主监督的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部分高校的教代会、学代会流于形式，对重大决策的参与度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压力。

五、问责机制的空转与责任传导的梗阻

廉政风险防控的闭环中，问责是压实责任的核心环节。然而，实践中问责机制常常陷入空转。首先，问责标准模糊导致“追责难”。许多高校的问责条款仍停留在“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等原则性表述上，缺乏量化指标和明确的责任层级划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难以精准确定责任人。其次，问责链条在行政体系与学术体系之间断裂。对于学术不端、科研经费违规使用等问题，高校内部的处理往往倾向于“内部消化”，以行政处分代替法律追责，以单位整改代替个人担责，问责的警示作用大打折扣。再次，因信息不对称和人情关系，问责存在“选择性执行”倾向。一些基层单位面对风险事件时，优先考虑保护集体声誉或平衡内部关系，弱化了责任追究的刚性。责任压力的逐层衰减也是突出问题：校级层面制定的防控要求经过学院、系所、课题组的层层传递后，到了具体执行末端，压力显著降低，甚至出现“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僵局。

六、廉政文化的薄弱与风险意识的缺位

制度与监督属于刚性约束，而廉政文化是柔性治理资源。目前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仍相对薄弱，集中表现为风险意识教育的“两张皮”现象。多数高校将廉政教育嵌入新入职教师培训、干部任前谈话、新生入学教育等环节，但内容多以法规宣讲和案例警示为主，形式单一，难以触及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深层价值认同。对于手握资源分配权的行政人员与学术带头人而言，风险意识的缺位尤为危险。部分教师认为廉政要求仅针对行政干部，自身争取科研经费、承接横向项目的行为不需要接受严格监督；部分二级单位负责人对潜在利益冲突缺乏敏感，例如在学术兼职、成果转化中未主动回避或申报。此外，高校内部普遍缺乏鼓励主动暴露风险、包容“防错”的文化氛围。教职员工倾向于回避谈论廉政话题，对身边的风险隐患缺乏举报意愿，使得隐性风险长期潜伏。

七、结语

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监督的持续发力、问责的果断落实以及文化的深层滋养。当前，高校在上述领域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制度执行软化、监督合力不足、问责链条断裂、文化教育空泛等问题仍制约着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升。未来，应着力推动风险防控从“制度覆盖”向“有效治理”跃升：一是强化制度供给的精准性，细化高风险领域的操作规范；二是构建跨部门监督信息共享机制，消除监督盲区；三是健全量化问责指标，确保责任传导不衰减；四是创新廉洁教育载体，培育全员风险意识。唯有将制度、监督、问责、文化四维有机融合，方能构筑起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坚固屏障，为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