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系社会秩序与民生福祉。当前，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多元调整、群众诉求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境，单一行政主体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系统性挑战。政工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引领方向的核心抓手，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功能尚未被充分激活。如何在政工研究视域下重新审视基层治理的协同机制，探索强化协同效应的系统路径，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议题。本文立足政工工作实务与理论前沿，着力剖析基层治理协同弱化的症结，并提出针对性强化策略。

一、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与政工角色定位

协同强化并非简单叠加各方力量，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文化凝聚，使多元主体在共同目标下形成行动合力。从政工研究视角看，基层党组织作为政治核心，具有超越部门利益、统筹全局的天然优势。政工工作通过思想引领、组织动员和矛盾调解，能够将分散的治理资源转化为系统性的治理能力。这一过程要求政工干部从“政治表态”转向“治理参与”，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耦合”。实际上，政工功能与治理需求的深度嵌合，不仅弥补了行政手段在柔性治理上的不足，更在价值共识层面为协同提供了内驱力。

然而，现实中政工工作与行政体系之间常存在“两张皮”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与业务推进脱节、党建活动与民生服务分离。这种割裂导致协同效应难以释放，治理过程出现“组织在场、效能缺场”的尴尬。因此，重新定义政工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既非单纯的政治宣导者，亦非行政事务的替代者，而是协同网络的构建者与运行保障者——是强化协同的前提。

二、当前基层治理协同弱化的核心症候

基层治理协同弱化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结构性、功能性、文化性问题的叠加。首先，在结构层面，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导致资源纵向配置与横向流动不畅，基层社区、驻区单位、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常态化的联动机制。政工系统虽横跨多个领域，但受制于传统科层制的惯性，其统筹能力往往止于“会议协调”和“文件传达”，未能真正打通治理末梢。

其次，在功能层面，部分基层政工工作存在“重形式轻效能”的倾向。例如，以台账指标替代实际成效，以活动数量衡量工作力度，忽视了治理过程中群众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这种“内卷化”的政工模式不仅消耗了基层有限的人力物力，还造成协同主体之间的信任磨损。当各方发现协同成本高于独立行动成本时，合作意愿自然会衰减。

再次，在文化层面，缺乏共享的价值认同与行动规范。基层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等多类主体，其动机与逻辑各异。行政主体追求效率，市场主体追逐利益，居民个体则偏好便利与归属感。政工工作若不能在这些异质性诉求中提炼出“最大公约数”，协同就极易蜕变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要求而非自愿行动。

三、政工视域下协同强化的三重路径

破解上述症结，需要从组织再造、机制优化、文化培育三个维度同时发力，构建“政治引领—制度保障—价值凝聚”的协同体系。

（一）组织再造：构建纵横贯通的协同网络

强化协同首先需要打破组织壁垒。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建立“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纵向传导链条，同时横向联结驻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形成“区域化党建联合体”。政工部门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而非“包办代替”的功能，通过联席会议、项目认领、双向评价等机制，使各方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等公共事务中，由党组织牵头搭建议事平台，赋予居民、商户、物业等主体平等的表达权与决策权，从而将潜在冲突转化为合作契机。

（二）机制优化：以标准化与弹性化平衡运行效率

协同机制的可持续性依赖清晰的规则与适度的弹性。一方面，政工系统需推动建立统一的治理数据共享平台，将党建信息、民生诉求、公共资源等要素数字化、可视化，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协商成本。另一方面，要设计“闭环+反馈”的问题处理流程：从问题收集、分派、处置到效果评估，每个环节明确责任主体与时限，并通过定期回访与群众满意度调查形成倒逼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机制设计必须保留基层自主创新的空间。对于突发性、地域性的治理难题，应赋予一线政工干部“先行先试”的权限，避免僵化流程扼杀灵活性。

（三）文化培育：在多元中铸造治理共识

协同强化的深层动力来自文化认同。政工工作应当将“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隐性治理资源来培育。具体而言，可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载体，开展常态化、生活化的公共活动——例如邻里节、协商议事会、志愿积分兑换等。这些活动表面上是文化交流，实质上是通过重复互动积累社会资本。当主体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与互惠规范后，协同便从“制度要求”内化为“行为自觉”。此外，政工干部应主动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基层治理故事，将抽象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典型案例，以此凝聚更广泛的价值共识。

四、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己之力。政工研究视域为其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既要看见制度与结构的外在约束，也要关注思想与文化的内在力量。唯有将政治引领转化为治理效能，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协同优势，基层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从“碎片化应对”到“系统化共治”的跃迁。在未来的实践中，政工工作者应当秉持务实精神，不断校准协同的精度与温度，使基层治理的根基更加稳固、回应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