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推进的背景下，非公有制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柱。截至2023年底，全国非公企业数量已超过5000万家，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随着非公经济组织的规模扩张与治理结构转型，党组织在这一领域的群众组织力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所谓群众组织力，是指党组织发动、凝聚、引导群众参与组织目标实现的能力，它既是党的执政根基，也是非公企业党建的核心价值所在。现实中，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群众动员常呈现出“悬浮于治理、空心于认同”的困境——组织架构虽有物理嵌入，但群众的心灵归附却未同步形成。本文章旨在祛魅式地审视这一现实，厘清问题症结，探求提升路径。

一、组织嵌入的结构性与功能性错位

当前，非公企业党组织在群众组织力发挥中面临的首要困惑，源于组织架构嵌入的表象与功能激活的深层失谐。从组织形态看，绝大多数规上企业已实现党组织“应建尽建”，覆盖率超过90%。然而，这种嵌入多停留在“有机构、有牌子、有办公室”的硬性配置层面，党的工作与企业治理体系、员工日常生活之间缺乏有机连接。在许多中小型非公企业中，党组织负责人往往由行政主管兼任，党务工作沦为“挂名职责”，群众动员仅限于例会通报、政策传达等浅层交互。更有甚者，部分企业将党建等同于福利发放或合规检查，群众对党组织角色的认知始终悬浮在“行政辅助”而非“政治引领”层面。这种结构性嵌入但功能性空转的格局，直接导致组织力输出呈碎片化、间歇性特征，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群众动员体系。

二、群众动员中的信任赤字与参与冷漠

群众组织力的核心在于动员的有效性，而非组织的物理存在。调研显示，非公企业员工对党组织活动的参与意愿长期处于低位。一项覆盖长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表明，超过六成非公企业员工认为党组织活动“与自己关系不大”，积极性最高的群体集中于管理层和党员本身，普通群众的参与比例不足三成。这种“动员内循环”现象背后，是深深的信任赤字：一方面，非公企业的雇佣关系天然带有市场交换属性，员工对带有政治动员色彩的党组织活动存在本能的疏离；另一方面，个别企业将党建异化为“打卡表演”，活动内容脱离生产实际与员工诉求，导致群众产生“被工具化”的感受，进而用脚投票式的冷漠。信任的断裂使得党组织发出的号召难以转化为群众的自愿行动，组织力沦为一种“无人回应的独白”。

三、资源禀赋的多重约束与创新乏力

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薄弱，还受制于资源禀赋的系统性约束。首先是制度资源约束：非公企业党组织缺乏对人事任命、薪酬分配、决策议程的实质性影响力，群众动员无法依托制度性杠杆。企业主对党建的支持程度往往取决于其对“成本-收益”的实用主义判断，一旦感到党建增加管理成本或干预经营自主权，便倾向消极配合。其次是人力资源约束：多数非公企业党务工作者为兼职，业务能力强的不一定擅长群众工作，擅长群众工作的又可能缺乏业务话语权，导致“能干的不用心，用心的不能干”。再次是经济资源约束：非公企业党建经费主要靠企业自筹，在企业利润压力下常被压缩。资源匮乏迫使动员手段日趋单一——发红包、搞抽奖等短期刺激成为常态，而真正需要资金投入的长期项目（如员工关怀、技能培训、社区共建）则因缺乏保障难以落地。这种“贫困-低效”的循环，进一步固化了动员方式的粗糙化，创新动力无从迸发。

四、话语体系的时空错位与代际隔阂

群众组织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沟通性权力，其运行效果高度依赖话语体系的有效性。然而，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群众动员长期沿袭着传统体制内的言说方式——宏大叙事、权威语气与单一价值导向，与员工的日常经验和情感结构产生严重错位。Z世代员工（出生于1995-2010年）已构成非公企业劳动力的主体，这群“数字原住民”习惯于平等、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对说教式、灌输式的动员话语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感。调查显示，近八成青年员工更倾向于通过互动式平台、感性体验和利益关联来理解组织活动，“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知多停留在机械记忆层面，缺乏情感共振。当党组织仍在宣讲“忠诚奉献”时，员工关心的却是“加班补偿”与“职业成长”；当动员文本充满政治隐喻时，群众的解读框架却是“个体维权”。这种话语时空差，使得组织力的传达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引发无声的抗拒。

五、从壁垒到桥梁：组织力再造的现实路径

正视上述困境，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提升绝非增补资源的浅表修补，而需要一场系统性重构。首先，应推动功能定位的再校准：摆脱“全能化”的包袱，将重心从“管人”“训话”转向“服务-引领”双轮驱动。借鉴浙江等地“党建+协商”模式的经验，赋予党组织调解劳动矛盾、协商薪酬福利的实质性职能，使群众在利益维护中感知组织力量。其次，创新动员载体的时空重构：利用数字化工具构建“云端支部+线下空间”混合动员体系，在微信群、线上议事会等场景中以即时、平等的方式回应群众诉求。同时，将党日活动嵌入技能比武、团建拓展、亲子活动等沉浸式场景，降低参与心理门槛。再次，培养“群众路线的翻译者”：选拔具有群众亲和力、业务话语权的复合型党务人才，鼓励用职场术语、网络热词翻译政策话语，缩小代际隔阂。最后，建立动态效能评估机制，将“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等非制度指标纳入考核核心，倒逼组织力建设由“物理在场”走向“价值在场”。

结语

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本质是对“嵌入-认同-动员”这一复杂链条的持续校准。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结构性空转、信任赤字、资源瓶颈和话语错位——折射出这一链条的断裂之处。这些困境并非不可逾越，但前提是放弃路径依赖，承认非公经济场域的特殊规律，以“服务赋能”替代“权威威慑”，以“平等对话”取代“单向灌输”。唯有如此，党组织才能在非公企业中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将组织力从虚悬的符号转化为推动企业治理优化、凝聚社会认同的真实力量。这不仅关乎党建工作的实效，更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与群众关系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