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基性工程,其质量直接关乎政策落地效能、社会韧性水平与政治认同强度。进入新发展阶段,传统“动员—响应”式工作范式日益面临数字化转型加速、利益结构多元分化、诉求表达即时化与情绪化等新挑战。推动群众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引领”跃升,亟需超越经验总结与口号式倡导,深入剖析其内在实践逻辑,识别结构性张力,并构建可操作、可持续、可验证的提升路径。
一、实践逻辑:三重维度的动态统一
高质量群众工作并非单一技术改良,而是价值导向、制度运行与行动能力三重逻辑深度耦合的结果。其核心实践逻辑体现为:以“人民中心”为价值锚点,以“制度化参与”为运行骨架,以“精准响应”为能力支点。
价值逻辑上,“人民中心”不是抽象原则,而具象为问题识别的起点(是否源于群众真实困境)、资源分配的依据(是否向基层一线和弱势群体倾斜)、成效评价的标准(是否由群众满意度与获得感主导)。例如浙江“民情双访”机制将干部走访频次、问题闭环率、群众复盘评议纳入考核权重,使价值承诺具象为可测量指标。
制度逻辑强调参与渠道的常态化、程序化与赋权性。当前部分地方仍存在“选择性开放”倾向——仅在政策宣传或矛盾调处阶段引入群众,而在议题设置、方案设计、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缺位。真正高质量的制度安排,应保障群众在公共事务中拥有议程建议权、方案协商权与绩效监督权,如上海长宁区“社区规划师+居民议事会”双轨机制,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中实现93%的居民共识率。
能力逻辑则聚焦基层主体的复合素养:既要具备政策解码能力,将宏观部署转化为群众可理解的语言;亦需掌握数字工具应用能力,在政务平台、社群运营、舆情研判中实现高效交互;更关键的是培育共情沟通与冲突转化能力,避免将复杂利益博弈简化为“教育群众”或“压制异议”。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推行“群众工作能力认证制”,将情景模拟谈判、跨部门协同推演、危机话术拆解纳入必修模块,凸显能力培养的专业化转向。
二、现实张力: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瓶颈
实践逻辑的落地受制于多重张力交织。首要是目标张力:上级考核强调“风险清零”与“指标达标”,基层执行则需兼顾群众接受度与现实可行性,导致部分工作陷入“台账完美、实效打折”的悖论。某中部县域曾要求村居每月组织4场理论宣讲,结果出现“为拍照而宣讲、为签到而参会”的形式主义反弹。
其次是资源张力。基层群众工作者普遍面临“权小责大、人少事多、钱缺技弱”困局。一个街道办平均承接37个上级部门下达的群众服务类任务,但专职社工编制仅8–12人,且70%以上未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数字平台建设亦呈现“重硬件轻运营、重上线轻迭代”特征,某省开发的“民情直通车”APP注册用户超百万,但月均有效诉求提交量不足千条,主因是界面复杂、反馈延迟、缺乏人工兜底通道。
再者是认知张力。部分干部仍将群众视为“被管理对象”或“政策接受终端”,对新生代群体通过短视频、弹幕、圈层社群表达诉求的新方式缺乏敏感性与应对策略;同时,群众自身亦存在“理性参与能力不足”与“工具性参与倾向”并存现象——既期待政府快速解决问题,又疏于参与前期规则共建,加剧治理供需错配。
三、系统性提升路径:从单点突破走向生态重构
破解上述张力,须摒弃“修补式改革”思维,转向制度、技术、人才、文化四维协同的生态化重构。
制度层面,推动群众工作法定化与清单化。建议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中,增设“群众参与权保障专章”,明确重大民生决策前必须开展合法性、可行性、风险性三方联合评估;同步编制《基层群众工作权责清单》,厘清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事权边界,杜绝层层加码与责任甩锅。
技术层面,构建“数智赋能+人工托底”双螺旋架构。一方面升级政务服务平台底层逻辑,嵌入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分析模块,自动识别诉求中的急难愁盼等级与潜在风险点;另一方面强制保留线下服务窗口与流动服务车,对老年人、残障人士、数字弱势群体实行“需求代录、进度代查、结果代达”。深圳南山区试点“AI预审+网格员终审”模式,使初信初访办理周期压缩58%,重复投诉率下降41%。
人才层面,实施“专业资质准入+实战能力认证”双轨制。省级层面设立群众工作专业职称序列,打通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公共管理硕士等职业资格与岗位聘任通道;地市层面建立“群众工作实训基地”,围绕征地拆迁、物业纠纷、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高频场景开展沉浸式演练,并将年度实战考核结果与职级晋升刚性挂钩。
文化层面,培育理性参与的公共精神。支持高校与社区共建“公民议事实验室”,组织青少年参与微更新方案比选、社区公约修订等低门槛实践;主流媒体开设“政策共创”专栏,邀请群众代表与职能部门负责人就养老补贴细则、学区划分逻辑等展开公开对话,变单向宣贯为双向建构。北京朝阳区“青年议事厅”三年孵化出23个社区自治项目,其中6个获市级财政持续资助。
结语
群众工作高质量发展,本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微观场域的深刻映射。它拒绝悬浮于文本的宏大叙事,也警惕止步于技术的工具理性,而是在价值坚守、制度创新与能力锻造的持续互构中,锻造一种更具韧性、温度与效能的治理形态。当每一项政策都能听见泥土的声音,每一次回应都承载真实的重量,群众工作方能真正成为连接党心与民心、贯通顶层设计与基层末梢的坚实纽带。这不仅是方法论的升级,更是执政伦理的具身实践——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拥有最深厚、最可靠、最蓬勃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