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文化产品承载着独特的价值导向与思想教育功能。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文化产品日益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凝聚职工思想共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国企文化产品的思政教育功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呈现出形式与内容、供给与需求、意图与效果之间的多重张力。如何准确识别这些功能弱化的表征,并探索系统性的优化思路,已成为提升国企文化软实力与思政工作实效性的关键命题。本文从问题表征入手,深入剖析其内在成因,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方略,以期为国企文化产品思政功能的提质增效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功能弱化的多维表征:国有企业文化产品思政教育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当前,国有企业文化产品在思政教育功能的发挥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矮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困境。
其一,内容生产的同质化与浅表化。不少国企文化产品在主题选取、叙事方式、话语表达上高度雷同,往往停留在“政策宣讲+先进事迹+口号动员”的固定框架内。产品内容缺乏对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职工群体的差异化回应,难以触动个体真实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这种“千企一面”的内容供给模式,使得思政教育沦为程序化的信息传递,而未能实现深层次的思想浸润与价值引领。
其二,传播过程的单向化与封闭化。部分国企文化产品的传播仍以“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灌输式路径为主,职工被视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缺乏参与、互动、反馈的机制设计。新媒体平台的运用往往流于形式,未能真正构建起双向沟通、平等对话的传播场域。这种单向度传播方式不仅削弱了产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更在无形中强化了职工对思政教育的疏离感与排斥心理。
其三,效果评价的模糊化与形式化。对国企文化产品思政教育功能的评估普遍缺乏科学的指标体系,多以数量化的活动场次、参与人数、作品产量等过程性指标为衡量标准,而对职工思想观念的实际转变、价值认同的深度内化等效果性指标关注不足。评价机制的形式化导致产品生产与思政目标之间出现脱节,使得教育功能难以在真实场景中得到有效检验与持续改进。
三、困境的内在逻辑:理念偏差、机制阻滞与能力缺口
上述困境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国企文化产品思政教育功能在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深层逻辑来看,主要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系统性问题。
第一,价值认知的偏狭与工具化倾向。部分国企管理者将文化产品视为企业宣传的“附属工具”或“形象包装”,忽视了其作为思政教育载体的根本价值。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导致产品设计偏离了立德树人的本质目标,片面追求短期传播效果或上级考核指标的完成度,而放弃了长期的价值涵育与思想引领。当文化产品被简化为“合规”或“展示”的手段,其思政教育功能自然趋于弱化。
第二,产品开发与思政教育协同联动的机制缺失。国企文化产品的策划、生产、传播、评估等环节往往分属不同部门,缺乏有效的横向协同机制。产品开发团队多侧重于创意表达与艺术效果,而对思政教育的内在规律与目标指向缺乏系统理解;思政工作部门则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模式,对文化产品的育人功能缺乏专业化的介入与指导。两者之间“两张皮”的现象,使得产品的思政教育功能难以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得到系统嵌入与持续强化。
第三,专业人才队伍的能力短板。国企文化产品的思政教育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业人员的跨界素养——既要有文化创意与传媒运作的专业能力,又要具备思政教育的理论素养与实践智慧。当前,兼具这两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国企中普遍稀缺。产品开发人员对新时代职工思想动态、接受心理的把握不够精准,导致产品表达与受众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思政工作者的媒介素养与内容创新能力也相对滞后,难以适应融媒体环境下的产品开发要求。
四、优化进路:理念革新、机制再造与能力重塑
破解国企文化产品思政教育功能的困境,需要从价值理念、制度机制和人才能力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推动产品生产从“功能附加”走向“功能融合”。
首先,深化价值认知,推动思政教育功能的内嵌式发展。国企应将文化产品思政教育功能置于企业战略发展的高度予以重新定位,摒弃“装饰性”思维,确立“育人性”导向。在产品策划初期即纳入思政目标,将价值引领从外在于产品的“附加任务”转化为内生于产品的“核心旨趣”。这意味着,产品内容的选取、叙事视角的设定、传播渠道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应自觉体现思政教育的价值诉求,使职工在文化消费中自然完成价值认同的建构过程。
其次,健全协同机制,构建全流程的功能保障体系。建议建立由党委宣传部牵头、产品开发部门、思政工作部门及基层职工代表共同参与的联动工作小组,形成“需求调研—内容共创—传播推广—效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在产品开发阶段,通过职工座谈会、网络调研、大数据分析等方式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思想动态与接受偏好;在传播阶段,充分利用多元化新媒体平台,打造互动式、场景化、沉浸式的传播体验;在评估阶段,引入包括认知转变、情感态度、行为意向等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实现产品思政功能的动态监测与迭代优化。
最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产品开发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能力。应着力培养一批兼具文化创意能力与思政理论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依托高校、党校及相关专业机构开展定向培训,系统提升产品开发人员的思政理论水平和价值分析能力;另一方面,鼓励思政工作者学习传媒、设计、心理学等跨学科知识,增强其参与产品开发的专业底气。同时,建立常态化的内部交流与外部合作机制,引入社会优质文化资源的创意活力和专业经验,推动国企文化产品在思想深度、艺术水准与传播效度上实现协同跃升。
五、结语
国有企业文化产品思政教育功能的优化,是一项涉及理念更新、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的系统工程。面对当前功能弱化的多重表征,必须摒弃简单化的“工具思维”,回归思政教育的本质规律,推动文化产品从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从形式合规走向价值内化。唯有在理念、制度与人才等层面形成协同合力,才能让国企文化产品真正成为传递主流价值、凝聚思想共识、引领精神成长的有效载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的文化动能与价值根基。这不仅是国企思政工作提质增效的现实要求,更是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