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文化人”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强调通过文化的隐性浸润实现价值观的深层内化，其本质是将政治认同、道德规范与审美情趣有机融入青年学子的精神世界。然而，在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具体实践中，“以文化人”往往遭遇从理念到效果的多重裂痕，呈现出鲜明的“表征性困境”——表面上文化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实则育人效果浅表化、同质化甚至逆反化。这种困境并非源于对文化重要性的认知不足，而是根植于文化传递机制、价值匹配方式以及主体回应逻辑之间的结构性错位。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以文化人”的主要问题表征，为后续的路径优化提供学理参照。

一、文化选择与价值传递的断裂：主题先行导致符号空转

“以文化人”的首要环节在于“选什么文化”来化人。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普遍存在“主题先行”的倾向，即先确立某个政治或道德主题（如“爱国主义”“奋斗精神”），再机械地搭配相应的文化素材（如红色歌曲、英雄故事、传统经典）。这种倒置的逻辑致使文化沦为既有结论的图解，而非内在价值的自然生发。例如，一些思政课堂在讲授“集体主义”时，直接援引古代“大同”思想的若干片段，却忽略了该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转化条件；一些校园文化活动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开展汉服走秀、书法比赛，却极少引导学生理解传统礼仪背后的伦理秩序与人文精神。其结果，文化符号被大量调用却未能激活深层的价值共鸣，学生感受到的是一种“被配对的生硬感”，文化成了价值观的“广告牌”，而非滋养心灵的“活水”。这种断裂的直接后果是，文化育人沦为“文化装饰”，思政教育的内核附着了文化外壳，却丢失了以文化人的本真。

二、文化载体与教育目标的错位：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

“以文化人”依赖特定的载体，如课程、讲座、仪式、校园景观、网络平台等。然而，当前高校在运用这些载体时，常常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重形式呈现、轻意义生成，重活动频次、轻过程体验。以网络思政为例，许多高校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网络文化工作室”，推出系列短视频、微动漫、H5作品，但这些内容往往缺乏情感温度与思想厚度，其“思政”意图过于直露，甚至为了追求点击率而刻意迎合娱乐化、碎片化的审美习惯，导致教育目标被流量逻辑所绑架。又如，在主题团日、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中，组织者高度关注“参与率”“覆盖人数”“报道热度”等数据指标，却忽视了活动是否真正打开了学生的认知边界、触动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当文化载体仅仅被当作完成任务的“容器”，而非激发对话的“场域”时，思政教育的价值理性便悄然让位于行政效率与绩效展示，文化的育人功能被压缩为可量化的“痕迹管理”。这种错位使得“以文化人”蜕变为“以文化活动示人”，学生从中获得的更多是“例行公事”的疲惫感，而非文化浸润的滋养感。

三、文化认同与个体需求的脱节：标准化供给消解差异化接纳

当代大学生群体呈现出显著的代际特征：信息获取渠道多元、价值观念开放、个体意识强烈。然而，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以文化人”往往采用“大一统”的标准化供给模式——同一套教材、同一个宣讲会、同一种活动流程，忽视了学生群体内部在文化偏好、认知水平、情感需求上的巨大差异。这种“一刀切”的供给方式，在“化人”的接受环节引发了严重的阻抗现象。例如，部分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接触过大量国际文化作品的学生，对本土传统经典缺乏天然的亲近感；而一些理工科背景的学生，面对大量纯文学性、历史性文化素材时，因缺少相应的知识储备而产生理解壁垒。更值得警惕的是，标准化供给还容易造成“文化权威”与“日常意义”的对立：高校提倡的文化价值往往被包装成“宏大叙事”，而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二次元、网络流行语、社交媒体的表情包文化——却被刻意遮蔽或贬低。这种对立实际上阻断了思政教育与学生真实生活的连接通道，使得“以文化人”难以进入学生的“意义世界”。当文化产品无法回应个体对生命价值、自我实现、人际温情的真实追问时，再精美的文化形式也是一座“孤岛”。

四、文化创新与时代精神的滞后：话语惯性冲淡对话效力

“以文化人”要求文化内容与话语体系与时俱进，能够回应时代变革中涌现的新问题、新思考。然而，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在文化创新层面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一方面，教材体系和教学内容更新周期较长，大量案例、典故仍然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语境中，难以有效解释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全球化流动等当代年轻人普遍关注的现象。另一方面，话语表达上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习惯于使用宏大词汇、权威句式、结论性断言，缺少与青年群体进行平等对话的“校准”意识。例如，在讨论“工匠精神”时，依然执着于传统制造业的单调叙事，却忽视了对代码编写、数据分析、创意设计等新兴领域“匠人气质”的发掘；在宣讲“家国情怀”时，仍然局限于“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模式，无法与年轻人追求的“自我实现与社会贡献相统一”的价值诉求对接。这种话语惯性的直接后果是，文化内容尽管正确，却失去了时代的鲜活力与感召力，学生将其视为“过时的道理”而非“当下的指南”。文化创新力的不足，使得“以文化人”本应具备的对话效力大打折扣，教育的意义建构功能被削弱为单向的知识灌输。

五、结语：从“表征”走向“重构”

高校思政教育“以文化人”的困境，集中体现为文化选择上的符号空转、文化载体上的工具化倾向、文化供给上的标准化失当以及文化创新上的时代滞后。这些表征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指向一个深层矛盾：文化作为“化人”的介质，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思政教育的教育逻辑之间缺乏有机的耦合机制。破解之道，不在于增加文化活动的数量或提升文化形式的精致度，而在于重建文化与人之间的真实关联——从“主题先行”转向“意义生成”，从“标准供给”转向“回应需求”，从“话语惯性”转向“时代对话”。唯有当文化的价值内涵与学生的生命体验相互照亮时，“以文化人”才能超越形式主义的窠臼，真正抵达育人的本质。高校思政教育亟需一场从“表征”到“重构”的深层变革，这既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文化力量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