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的重构与效能提升成为关键议题。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其内部的劳动关系协调、职工权益保障以及和谐氛围营造，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企业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角色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福利发放与文体活动组织，而是被赋予了参与基层治理、促进劳动关系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使命。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工会参与基层治理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制度性与能力性障碍，其潜在功能未能充分释放。本文旨在剖析当前企业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问题表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改进方向，以期为推动工会改革与基层善治提供理论参考。

一、角色悬置：定位模糊导致的参与困境

企业工会在参与基层治理时，首要的障碍在于其角色定位的模糊性。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工会被赋予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代表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等多项职能，但在实际运行中，其独立性与代表性常受到企业行政力量的制约。尤其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会主席往往由企业高管兼任或由管理层指定，导致工会组织的“依附性”特征明显。这种“行政化”或“类行政化”的倾向，使得工会在处理涉及职工核心利益的问题时，难以充分发挥维权作用，容易陷入“既想代表职工，又受制于企业”的尴尬境地。

此外，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边界亦不清晰。基层治理涵盖社区服务、矛盾调解、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而企业工会的活动空间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如何将企业内部治理与社区、街道层面的公共治理有效衔接，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和操作规范。这种定位的悬置，导致工会参与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在更深层次上介入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其作为“第三部门”的治理功能未能有效激活。

二、资源匮乏：能力短板制约治理效能

资源禀赋不足是制约企业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效能的另一关键因素。相较民政、综治等行政力量，企业工会普遍面临人员编制少、经费不独立、专业能力弱等现实困境。一方面，多数企业工会的工作人员为兼职，缺乏专门的法律、心理学、社会工作和谈判协商等专业技能，面对复杂的劳资纠纷、信访维稳等治理任务时，往往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工会经费依赖于企业拨缴，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直接削弱了工会开展维权行动和公益服务的自主性。

能力的短板不仅体现在专业人才的匮乏，还体现在组织动员能力的弱化。在信息化和青年职工群体崛起的背景下，传统的“发通知、贴海报、开会传达”等动员方式已难以适应现代职工的需求。工会在运用互联网手段、搭建线上服务平台、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导致其难以有效覆盖流动性强、需求多元化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种资源与能力的双重限制，使得企业工会在参与基层治理时，往往只能扮演“配角”，无法成为推动基层矛盾化解和社区共建的主导力量。

三、机制失灵：制度衔接不畅与协同失效

企业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其与党政部门、社区组织、行业协会等多方主体的制度衔接与协同机制。然而，目前普遍存在“条块分割”与“信息孤岛”现象。一方面，企业工会主要受上级地方总工会的行业指导和本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与属地街道、社区之间缺乏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当企业内部矛盾外溢，如涉及职工租赁社区房屋、子女入学等社区治理问题时，工会与社区居委会往往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

另一方面，工会所推动的民主管理、集体协商等制度，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间未能实现有效嵌合。许多争议性事件在进入司法或行政程序前，本可以通过工会主导的调解机制予以化解，但由于缺乏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流程，导致工会的纠纷预防功能形同虚设。此外，在数据共享层面，工会掌握的职工基础信息与社区人口管理系统、公安流动人口管理系统难以打通，这不仅增加了重复劳动，也使得工会无法基于大数据对潜在风险进行准确预判。制度衔接的梗阻与协同机制的失灵，使得工会参与基层治理陷入“单兵突进、缺乏支撑”的被动局面。

四、功能窄化：从维权主业到治理延伸的割裂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企业在推进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时，出现了功能窄化与主业偏离的倾向。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一些工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职工之家”建设、文体比赛、慰问帮扶等展示性活动中，这些活动固然能够提升职工的归属感，却未能触及其核心的维权职能。在基层治理语境下，工会的首要任务应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进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这是其参与治理的根本逻辑起点。

如果脱离了维权这一主业，仅将参与治理理解为配合社区完成人口登记、环境整治或疫情防控等行政性事务，则可能导致工会的“去政治化”和“去维权化”，从而失去职工群众的信任。这种功能的窄化实质上是一种治理的异化——工会被工具化地纳入到基层治理的行政体系中，却失去了其作为职工利益代表者的独特价值。因此，厘清维权与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改进工会参与路径的前提：只有充分维护了职工的具体利益，工会才能在基层治理中真正发挥“稳定器”和“粘合剂”的作用。

五、改进方向：主体重塑、能力提升与机制创新

针对上述问题，企业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改进需从主体、能力与机制三个层面系统推进。首先，在主体重塑层面，必须强化工会组织的独立性与代表性。应通过立法和行业规范，切实保障工会主席产生程序的民主性，防止企业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同时，全面推进“会、站、家”一体化建设，拓展工会服务阵地的社会属性，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公共节点。探索建立区域性、行业性联合工会，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其次，在能力提升层面，应当建立工会干部的专业化培训体系，引入法律、调解、心理咨询等专业人才，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律师、社工等专业力量引入工会服务体系。加速工会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搭建“智慧工会”平台，实现线上维权、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功能的一站式整合，提升服务效率与覆盖面。此外，应保障工会经费的专款专用与独立性，探索设立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专项基金，为其能力建设提供物质支撑。

再次，在机制创新层面，急需构建“党工共建、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应建立工会与社区、街道、司法所、劳动监察等部门的情报会商与联合处置机制，将工会纳入基层矛盾纠纷调解体系的前端环节。推动企业民主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社区自治公约的深度嵌合，通过“企业议事会”、“职工恳谈会”等载体，让工会代表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拥有实质性话语权。同时，完善绩效评估机制，摒弃以“活动次数”、“发稿数量”为导向的考核方式，转而聚焦于矛盾调和率、职工满意度、劳动安全改善等实质性指标，从而引导工会回归其参与治理的本原价值。

结语

企业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既是新时代工会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前，尽管工会面临着角色定位模糊、资源能力薄弱、制度协同不畅等多重制约，但通过对其身份结构的重塑、专业能力的补充以及协同机制的创新，完全有潜力将其从治理边缘推向舞台中央。未来，应更加注重在维权实践中夯实治理基础，在服务职工中凝聚治理共识，让工会真正成为连接企业与社区、职工与社会的坚实纽带，为构建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体系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