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产业振兴到文化自觉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至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等物质层面的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当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特色产业渐成规模之时，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逐渐浮出水面：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如何避免成为简单的城市复制版？又如何让现代性成果在乡土社会中生根发芽，而非破坏其文化根基？
“以文化人”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其核心在于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公共文化的有效供给以及现代文明理念的浸润，实现农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这不仅关乎乡愁的寄托，更关乎乡村能否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活力的理想家园。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依然横亘着诸多亟待破解的瓶颈。

一、以文化人：乡村振兴的深层驱动力

1.1 激活内生动力，重构乡土认同

乡村的衰败，表象上是人口与产业的流失，深层则是文化自信的瓦解。当城市消费主义与标准化生活方式成为唯一的价值标杆，乡村的节庆、技艺、宗祠、方言乃至耕作伦理，往往被视为“落后”的符号。以文化人的首要作用，在于重拾这些文化符号的正向价值。通过挖掘非遗技艺、修缮古建民居、复兴传统节俗，让农民从“这有什么用”的实用主义追问中，转向“这是我们独有的骄傲”的身份认同。例如，贵州榕江的“村超”、浙江松阳的传统村落活化，其成功不仅是体育或旅游的胜利，更是当地农民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认。这种内生的自豪感，比任何外部经济刺激都更能持久地激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

1.2 重塑公共精神，培育现代公民

传统的乡土社会依赖人情与礼俗维系，而现代乡村治理需要规则意识与公共参与。以文化人通过建设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实体空间，以及开展道德评议、移风易俗等柔性活动，扮演着“社会化学校”的角色。它帮助农民在保留人情温度的同时，逐步建立法治思维、契约精神和集体责任感。譬如，一些村庄通过“村规民约”的全民共创与演绎，将“垃圾不落地”“红白事简办”等现代规则内化为文化习俗，比行政命令更易获得认同。这种文化赋能的过程，实质是推动农民从“私人家庭个体”向“乡村公共公民”转变的关键路径。

二、文化赋能的具体机制与典型实践

2.1 传统技艺的经济转化：文化产业的联动效应

“以文化人”并非脱离经济的文化孤岛。在实践层面，将传统手工艺（如陶瓷、竹编、土布）与现代设计、电商物流结合，形成“前店后厂”或“合作社+农户”的产业链，是实现文化与经济联动的有效策略。云南鹤庆的新华村，银器锻制技艺不仅未被现代化淘汰，反而通过“非遗+旅游+直播”的模式，使年轻匠人回流，人均年收入远超外出打工。在此过程中，技艺传承本身即是文化教化——学徒在学习手艺的同时，习得了专注、严谨、惜物的工匠精神，这正是“以文化人”的微观实现。

2.2 公共文化的精准供给：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过去单向的“文化下乡”常被诟病为形式主义：送来的图书无人借阅，搭台唱戏观众寥寥。当前有效做法是转向“种文化”，即培育本土文化骨干与文艺团体。湖南浏阳的“农民书画社”、四川阆中的“乡村读书会”，均由村民自发组织，政府提供场地与少量补贴。这种模式强调参与感和创作权：农民不仅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创作者和传播者。他们用三句半宣讲政策，用广场舞编排安全生产，用地方戏演绎孝老爱亲，文化的教化功能在自娱自乐中悄然完成。

2.3 青少年教育的在地化：连接乡愁与未来

乡村教育的核心困局之一是“离农化”——教材内容与乡村生活脱节，学生从小被灌输“跳出农门”的价值观。以文化人要求将乡土知识纳入课后服务或校本课程：让孩子们学习辨认节气与农事，了解宗族迁徙的历史，参与传统游戏的改造。浙江安吉的一些小学开设“竹文化”实践课，学生用竹篾编织现代几何纹样；广东连南则组织瑶族学生学唱“歌谣里的法律知识”。这种教育不仅提升了文化自信，更让新一代农民在向外看的同时，找到了脚下土地的根系。

三、瓶颈透视：文化赋能为何步履维艰

3.1 文化空间的“空心化”与资源错配

尽管大部分行政村已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但“有阵地、无内容；有设施、无活动”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家书屋位于村委大楼内，开放时间与村民劳作时间错位；文化广场配备的健身器材无人使用，却被用于晾晒谷物。更严重的瓶颈在于资金投入的碎片化——上级财政的文化专项资金常被挪用于道路硬化或景观墙粉刷，而真正用于培育乡村文艺骨干、激励文化传承人的经费寥寥。这种“硬件硬、软件软”的失衡，使文化空间沦为政治展演的道具，无法发挥教化功能。

3.2 传承与转化的“代际断层”与价值冲突

乡村文化传承面临严峻的“断代”。老一代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而青年群体普遍认为传统技艺“赚不到钱、没面子”。即使地方政府提供传承人补贴，但年轻人在外务工的预期收入远高于此。更深层的冲突在于价值判断：老一辈看重“祖传手艺不能丢”的伦理，年轻人则遵循“时间就是金钱”的效率逻辑。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的价值鸿沟弥合，而非简单要求年轻人回归传统，是当前缺乏精细化解方案的难题。

3.3 评价体系的“工具化”与形式主义陷阱

在绩效考核导向下，基层往往将“以文化人”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举办了多少场演出、建成了几个广场、完成了多少非遗申报。然而，文化的教化作用具有迟发性、内生性和不可量化性——一场成功的道德恳谈会可能改变数个家庭关系，却无法计入报表；一位乡村能人用自己的经历带动年轻人创业，这种影响力也无法用“活动场次”衡量。当考核只关注数字，基层干部必然倾向于制造“表面繁荣”：移风易俗变成标语口号，农耕节庆沦为拍照打卡。这种异化使“以文化人”沦为新一轮形式主义，甚至消解了民众对公共文化的信任。

3.4 人才荒与治理短视：无人“化”、无人“管”

当前乡村最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既懂传统文化又具备现代运营能力的复合型文化人才。大学生村官多来自城市，对乡土脉络不熟；本村文化能人往往年龄偏大，缺乏创新意识。更关键的是，乡镇政府通常将文化工作视为“软任务”，文化站长常常兼任扶贫、统计、信访等职，无暇策划深度文化活动。这种人才与精力的双重短缺，导致文化的教化功能始终停留在“活动式维护”层面，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结语：在理性与乡愁之间找到平衡点

“以文化人”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远不止于保护几项非遗或举办一场晚会。它关乎在剧烈的现代化转型中，如何为农民守住精神的安放之所，同时赋予其参与现代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当前面临的瓶颈提醒我们：不能把文化简单视为经济的附庸，也不能将其封闭在“原教旨”的陈旧框架内。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建立更加务实的评价体系，承认文化工作的“慢效应”；在于培育在地化的文化经纪人，让文化传承与现代产业有机对话；更在于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他们有权决定保留什么、改造什么、拥抱什么。只有当“以文化人”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觉，乡村振兴才能找到真正可持续的灵魂，让每一个乡村既是宜居的村落，更是一座永远“活”着的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