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价值观是军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坐标，也是军队战斗力的深层源泉。新时代强军实践表明，官兵价值观的塑造不仅依赖理论灌输与制度约束，更深受日常文化环境的浸润与熏染。军营文化环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四个层面——构成了一种“无言之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官兵的认知逻辑、情感取向与行为选择。深入剖析军营文化环境对价值观塑造的作用机理，既是军事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铸魂育人实效性的现实课题。本文试图从环境—行为互动的视角出发，系统阐释军营文化环境如何通过仪式浸润、榜样示范、空间叙事与集体记忆等路径，实现价值观的内化与固化。
一、军营文化环境的内涵与层次结构
军营文化环境并非笼统的概念集合，而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立体化系统。从学理上划分，可将其归纳为四个递进层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环境，即营区建筑、训练场、荣誉室、文化雕塑、标语横幅等物理载体，它们构成官兵感知军营的“第一印象”。第二层是制度文化环境，包括日常作息制度、操课礼仪、纪律规范以及各类评比表彰机制，这些制度通过重复性实践将价值观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准则。第三层是行为文化环境，指官兵在日常互动、集体活动、仪式庆典中展现出的言行风尚，如队列会操的整齐划一、紧急集合的令行禁止、战友互助的温情细节。第四层是精神文化环境，即一支部队长期积淀形成的传统、作风、战斗精神与核心价值理念，例如“两不怕”精神、“硬骨头”作风等。这四个层次彼此支撑、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对官兵价值观的“全息化”熏陶场域。
二、军营文化环境塑造价值观的作用机理
军营文化环境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官兵的价值观，关键在于其遵循了“环境—认知—行为—认同”的闭环机制。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价值观的形成需要经历“注意—体验—内化—固化”四个阶段，而文化环境恰恰在每个阶段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其一，注意力引导与情境定义。军营中的文化符号（如英雄画像、战斗标语）通过视觉冲击与情感唤醒，将官兵的注意力聚焦于某些核心价值（忠诚、勇敢、奉献）。当新兵进入荣誉室看到满墙的奖旗与牺牲烈士照片时，环境自动传达了“什么是该部队最珍视的品质”。这种情境定义先于语言说教，为后续的价值观学习提供了认知锚点。
其二，情感共鸣与集体记忆的植入。仪式活动（如升国旗、授衔仪式、连队纪念日）通过高度规范化的程序、庄严的氛围以及集体参与，激发官兵的敬畏感、归属感与自豪感。研究表明，集体仪式能够促进内源性催产素分泌，增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度。官兵在反复参与中，将仪式承载的价值观内化为个人情感体验，进而形成“这是我的部队，我应当如此”的身份认同。
其三，行为模仿与社会参照。榜样示范是文化环境中最具说服力的无声语言。身边的训练标兵、带兵模范、优秀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行为模式，为其他官兵提供了可参照的行动范本。班排长的一次“脏活累活冲在前”、战友在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都会在集体中形成“这就是军人该有的样子”的隐性规范。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观察学习是价值观习得的主要途径，军营文化环境中“处处有榜样、时时有可比”的特征，极大加速了价值观的行为转化。
其四，制度规训与重复性强化。作息制度、内务标准、训练考核等制度化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编码”。每天早晨的出操、每周末的内务评比、每季度的誓师动员，看似是管理流程，实则在不断重复中把“纪律、秩序、荣誉”等价值理念嵌入官兵的生理节律。当一种行为被反复执行到不假思索的程度，它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便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习惯”。
三、当前军营文化环境建设中的现实偏差
尽管军营文化环境在价值观塑造中具有独特优势，但在实践层面仍存在一定偏差。首先是物质环境的“空心化”问题。部分营区虽然硬件设施齐全，但文化雕塑与标语缺乏与本单位历史的有机联系，沦为“为布置而布置”的装饰品，无法引发深层情感共鸣。其次是仪式活动的“走过场”倾向。一些基层单位在组织纪念仪式或誓师大会时，过于注重形式完整而忽视情感灌注，导致官兵参与感薄弱、仪式沦为“流水账式”例行公事。第三是榜样宣传的过度“完美化”。部分先进典型被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完人，反而降低了官兵的模仿意愿与可信度。此外，网络时代的多元文化冲击也对军营文化环境的封闭性与导向性构成挑战，当“躺平”“躺赢”等社会思潮通过手机屏幕渗透进营区时，传统的熏陶机制需要新的回应策略。
四、提升军营文化环境育人效能的路径优化
针对上述偏差，提升军营文化环境对价值观塑造的实效性，需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一）深化环境叙事，让物质载体“会说话”。将营区环境视为一部“无声的史书”，每一处文化景观都应承载部队独有的战斗故事与精神传承。例如，在训练场设置“尖子龙虎榜”并动态更新，在营区道路以英雄名字命名，在宿舍走廊展示本单位历史上的经典战例。同时，注重环境的情感温度，设置官兵自创文化作品展示墙、家属亲情寄语栏等，使环境既有硬度也有暖意。
（二）强化仪式设计，提升体验的沉浸感。仪式必须做到“境、情、理”合一。在授衔、入党、退役等关键节点，可设计个性化环节：例如邀请服役满30年的老兵为新兵佩戴领花，在烈士纪念日组织全连官兵手写致敬信并投入“时光胶囊”。利用VR技术还原战斗场景，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价值观的震撼性输入。
（三）构建多维榜样体系，注重“小人物”的力量。在宣传重大典型的同时，重视发现和塑造“身边的好样子”。“训练进步最快的战士”“连续300天无差错的值班员”“主动帮助后进战友的班长”——这些可触可感的普通人同样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建立“日常微事迹”记录与传播机制，通过连队广播、微信群、周讲评等方式即时肯定，形成“人人可为榜样、处处都有参照”的文化氛围。
（四）激活制度文化的参与性，避免单向规训。制度设计应给官兵预留一定的参与空间。例如，在条令框架内允许基层结合连队实际制定“小公约”，在评功评奖中引入民主评议程序，让价值观在争议、讨论与共识中进一步澄明。同时，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军营文化辐射面，在严控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建设“线上军史馆”“云上战友情”等数字化文化空间，使官兵在休假、外出期间也能持续接受军营文化的影响。
结语
军营文化环境不是价值教育的“配角”，而是与理论讲授、军事训练并立的“第三课堂”。它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可重复的行动、可共鸣的情感。正如古人所言“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环境熏陶的最高境界正是让官兵置身价值澄明之中而无须刻意觉察。新时代军营文化环境的构建，应当更加注重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统一、硬性规则与软性浸润的平衡，让每一面墙都成为“无声的指导员”，让每一次仪式都成为“灵魂的洗礼”，最终培育出政治坚定、品德高尚、作风过硬的优秀军人，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