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居民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与公共服务的多重功能。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文化育人作为一种柔性治理手段，逐渐被纳入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实践体系之中。相较于传统的行政化治理模式，文化育人强调以文化浸润为路径，通过价值引领、精神塑造与行为养成，实现居民自治意识与社区认同感的双重提升。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文化育人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融合仍存在理念模糊、机制松散、效能衰减等突出问题。本文立足于实践观察，旨在系统梳理文化育人融入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表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操作性的参考。
二、文化育人与社区治理融合的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
文化育人本质上是借助文化符号、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对个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与塑造。将其置于社区治理语境中考察，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文化资源的配置与文化活动的开展，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规则意识与互助传统，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性。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分析，文化育人的过程本质上是社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信任网络、互惠规范以及横向参与网络，都可以通过持续的文化互动得以强化。此外，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文化育人实现了从“管治”向“善治”的范式转换，将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逻辑与自下而上的文化内化逻辑有机衔接，形成了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协同共治的新格局。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深层次的结构耦合，其有效性依赖于文化内容与治理目标的适配性，以及居民主体性的充分激活。
三、实践观察：文化育人融入社区治理的主要形态与经验
基于对多个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田野调查，文化育人的融入路径呈现出若干具体形态。其一，是以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为载体，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的嵌入式运营，将文化教育功能与社区议事、矛盾调解等治理功能进行空间整合。例如，部分社区将图书阅览室改造为“文化议事厅”，居民在参与读书活动的同时，自然延展至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其二，以传统节日与民俗活动为契机，系统设计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项目，如“家风家训传承”“邻里守望公约”等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社区规范。这类活动往往能够有效降低陌生人社会的疏离感，提升居民对社区规则的隐性认同与主动遵从。其三，以志愿者文化培育为抓手，通过组建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将文化育人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参与，形成“以文化人、以人化文”的良性循环。调研数据显示，在文化志愿者活跃度较高的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满意度平均高出15%至20%，邻里纠纷的发生率显著下降。这些实践表明，文化育人融入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找到文化传播与治理需求的交汇点，并通过常态化、制度化设计加以固化。
四、现实困境：融合过程中的结构张力与效能瓶颈
尽管实践层面不乏成功案例，但文化育人与社区治理的融合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的挑战。首先是文化供给与居民需求的错位问题。当前不少社区的文化活动仍停留在上级布置、社区执行的层面，活动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对社区人口结构异质性的充分考量。面向老龄化社区的活动中，文化育人往往偏向传统养生与文艺表演，缺乏对代际沟通与价值传递的深层设计；而在青年租住率较高的社区，文化活动的频次与质量又难以匹配其审美需求与社交偏好。其次是长效机制缺位导致的活动“盆景化”。许多社区的文化育人项目依赖外部资源输入或短期项目资助，一旦外部支持撤出，活动便难以为继，难以形成持久的文化治理效能。再次是行政逻辑对文化逻辑的过度挤压。在考核压力下，部分社区将文化育人简化为举办活动的数量与规模，忽视了文化内化所需的时间沉淀与情感积累，导致“有活动无文化、有形式无内涵”的治理困境。这些问题在本质上反映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固有张力，若不能从制度层面加以调适，文化育人的治理效能将长期停留在浅表层次。
五、效能提升：制度设计、内容调适与主体激活的协同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制度、内容与主体三个维度进行系统优化。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将文化育人纳入社区治理的常态化绩效考核体系，同时建立文化资源的跨部门整合机制，打破文化、教育、民政、城管等部门间的行政壁垒，形成文化资源向社区下沉的合力。此外，设立社区文化发展专项基金，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机制，为文化活动的持续性提供稳定财务保障。在内容调适层面，应建立居民文化需求的动态采集与反馈机制，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匹配。针对不同年龄、职业与文化背景的居民群体，设计分层分类的文化育人方案，提升内容的针对性与感染力。例如，面向年轻父母群体，可引入亲子阅读与家庭教育类文化活动，在提升教养能力的同时培育社区互助网络；面向老年群体，则可设计口述历史、传统技艺传承等项目，既发挥其文化资本优势，又增强其社区参与感。在主体激活层面，重点在于培育社区内部的文化精英与意见领袖，通过赋权增能使其成为文化治理的骨干力量。同时，推动居民从文化活动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策划者与管理者转变，探索建立社区文化自治委员会等组织形式，真正实现文化育人的自我循环与自我更新。只有将制度保障、内容适配与主体参与三者置于同一框架内协同推进，文化育人的治理效能才能从阶段性成果转化为结构性的社区财富。
六、结语
文化育人融入社区治理，不是一道简单的“加法”运算，而是一场深刻的治理理念革新。它要求治理者超越效率至上的短期思维，重新发现文化在塑造公共精神、构建社会联结以及培育自治能力方面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从当下的实践观察来看，文化育人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尚处于从试点探索迈向制度深化的过渡阶段，其间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暴露了明显的短板。未来，亟需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厘清文化育人与社区善治之间的因果机制，在实践层面构建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融合路径。唯有将文化真正嵌入社区治理的血脉，才能让每一个社区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价值共生、精神共育、治理共担的有机生命体。这既是文化育人的终极指向，也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