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育人导向”已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旨归。课程思政并非在专业课程中简单叠加思政元素，而是要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实现从“知识本位”向“育人本位”的深层转变。然而，尽管政策推动力度空前，高校在具体实施中仍面临理念悬浮、方法僵化、效果衰减等现实困境。审视当前“育人导向”融入课程思政的深层问题，揭示其表征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对于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地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育人理念的窄化与悬浮：认知层面的表层化倾向

当前部分高校教师对“育人导向”的理解存在明显的窄化现象。许多教师将课程思政等同于在课堂中嵌入政治术语或道德说教，误以为只要提及“爱国”“奉献”等关键词，便完成了育人任务。这种“标签式”融入忽略了课程本身的学术逻辑与内在育人价值，导致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呈现“两张皮”的割裂状态。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部分院系对“育人”的解读仍停留在管理或宣传层面，缺乏对学科特色与育人目标之间有机联系的系统性挖掘。这种认知的悬浮，使得课程思政建设沦为形式上的“达标”，而未能真正触动学生的价值情感与思维结构。

二、内容融入的生硬与离散：设计层面的碎片化困境

从课程设计维度审视，不少专业课程在融入思政内容时暴露出碎片化与随意性。一些教师将各类思政素材机械堆砌至教学环节中，忽视知识点与价值点的内在关联，其结果是课程逻辑被人为割裂，学生难以形成连贯的价值认知体系。例如，在理工科课程中，生硬插入时事政治事件，而未能围绕科学精神、工程伦理等学科核心价值展开深入挖掘。这种“拼贴式”融入既消解了专业课程的知识深度，也使育人效果流于表面。实际上，每一门课程都蕴含着独特的育人资源——医学课程中的医者仁心、法学课程中的公平正义、农学课程中的乡土情怀——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有机融合。

三、师生互动的单向与沉寂：方法层面的灌输化倾向

教学方法的滞后是制约育人效果的另一突出表征。当前课程思政课堂仍普遍沿用“教师讲授—学生接收”的单向灌输模式，教师主导话语权，学生被动接受既定价值观念。这种缺乏对话与思辨的教学形态，使得学生在情感上产生疏离感，甚至引发逆反心理。事实上，真正的育人过程应包含价值澄清、情感共鸣与行为养成三个递进层次。当课堂缺乏开放性提问、案例研讨、角色扮演等互动环节时，学生难以将外在价值规范内化为个人信念。特别是在青年学生思想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封闭式的价值灌输已无法适应教育对象的认知特征，反而可能弱化课程思政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四、制度支撑的缺位与失衡：保障层面的评价机制失灵

制度保障的薄弱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当前高校对课程思政的考核评价仍以量化指标为主，如课程数量、活动频次、材料数量等，而对育人实效的“软性”指标——如学生的价值认同度、行为改变率、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等——缺乏科学的测量工具。此外，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劳动付出常被忽视，既缺少课时补贴，也难以在职称评定中获得实质性认可。这种制度设计的失衡，导致部分教师陷入“重智轻德”的传统路径依赖，育人工作沦为“良心活”，难以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与此同时，跨学科的协同平台与共享资源库建设滞后，进一步限制了教师将育人理念转化为教学实践的能力。

五、文化生态的疏离与断裂：环境层面的协同性不足

育人导向的落地离不开整体文化生态的支撑。然而，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之间、校内教育与校外实践之间的协同机制仍不健全。德育工作往往被局限于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群体，专业教师、行政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的育人意识与参与度普遍不高。这种“孤岛效应”使得学生仅在特定场景中接受价值引导，而在日常生活、社团活动、实习实践中却遭遇价值观的隐性冲突。当课程思政仅在课堂中“昙花一现”，而校园文化、管理制度、人际交往等环境因素未能形成育人合力时，课程思政的长期效应必然大打折扣。

结语

审视课程思政中的问题表征，并非否定已有的建设成效，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把握矛盾焦点，进而推动从“形式嵌入”向“实质融合”的跨越。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亟需从认知深化、内容重构、方法创新、制度完善与环境营造五个维度协同发力：促使教师从“知识搬运工”转型为“价值引领者”，推动课程从“知识载体”升级为“育人载体”，让制度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激励”，最终构建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生态。唯有如此，“育人导向”才能真正从政策文本走入课堂实践，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