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党建工作是党的执政根基所在，其生命力在于实效性与感召力。然而，在长期实践中，部分基层单位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逐渐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滋生出形式主义顽疾。这种异化现象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更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使党建工作沦为“纸上落实”“墙上党建”。当前，深入剖析这一问题的具体表征、厘清其背后的结构性难点，已成为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紧迫课题。

一、“留痕”压倒“实绩”：工作评价机制的失真

形式主義在基层党建中最显著的表征，是“痕迹管理”的过度泛化。部分基层为应对上级检查，将大量精力投入于档案整理、台账装订、照片留存等“留痕”工序。一本本规范精美的“三会一课”记录，实则内容同质化严重，甚至出现“会前补记录、会后补签字”的怪象；一张张精心摆拍的活动照片，背后是群众参与度低、实际效果寥寥的现实。这种“材料出政绩”的倾向，使考核评价体系偏离了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本质，导致基层干部陷入“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的恶性闭环。量化指标本为提高效率，却在执行中沦为数字游戏，会议的次数、笔记的页数、调研报告的篇数，反倒比群众满意度更受考核者关注。

二、“口号”取代“行动”：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表面化

另一突出问题是党建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现象被形式主义所固化。不少基层单位热衷于提出“高大上”的党建口号，设计“花架子”式的品牌项目，却缺乏与民生实事、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党建+”的招牌处处可见，但往往只是给常规业务简单冠以党建之名，缺乏实质性的组织动员与政治引领。例如，部分农村党组织将硬化路面、修建广场等日常村务简单报备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点”；企业党组织则擅长搞“表彰仪式”，却对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技术攻关避重就轻。这种脱离实际的“政治秀”，使党建工作沦为行政事务的附庸，既浪费了干部精力，也消解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内在潜力。

三、“督导”异化为“干扰”：压力传导与执行惯性的悖论

上级督导检查的本意是传导压力、指导工作，但在形式主义语境下，督查本身也成为制造麻烦的源头。一些上级部门为体现“重视”，层层加码检查频次，设计繁琐的评分细则，要求基层逐项逐条提供佐证材料。基层干部不得不放下手头实质性工作，专职“迎检”。更令人无奈的是，部分督导只看材料不看实效，只听汇报不听民意，导致基层被迫按照“标准答案”进行“表演”。与此同时，基层向上反映真实困难时，又往往面临“说了也没用”的困境——上级更关心是否能快速呈现亮点，而不是解决长期积淀的深层次矛盾。这种压力驱动下的执行，使党建工作呈现出“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的碎片化运行态势。

四、难点分析：根源、机制与认知的三重断裂

（一）政绩观偏差与考核逻辑的扭曲

形式主义屡禁不止，根源首先在于部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现偏差。在晋升激励与问责压力并存的环境中，求稳怕错、急于求成的心理驱使他们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显性政绩，而非长远扎实的基础工作。上级考核设计若依赖于可量化的“痕迹”指标，基层自然会揣摩上意、投其所好。这种自上而下的逻辑扭曲，滋生了“以形式主义考核形式主义”的恶性循环。只有将群众评价、长期效果纳入核心权重，才能打破这一僵局。

（二）资源匮乏与服务能力错配

基层人少事多的固有矛盾，在形式主义夹击下更加尖锐。不少村（社区）党组织仅有一至两名专职党建工作者，却要应对数十项考核指标、上百项台账要求。当实际条件无法承载上级的“完美”要求时，造假应付便成为无奈之举。这种由于资源支撑不足导致的能力短缺，若不能通过资源下沉、赋权赋能来解决，广大基层干部就只能继续陷入“说着空话、填着烂表”的怪圈之中。

（三）信息倒流与新型技术异化

数字化技术本应助力基层减负增效，但在形式主义驱动下，却成为新的负担。各类工作群、APP、小程序快速扩散，要求基层干部即时回复、频繁打卡、上传视频。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仅占用了更多工作精力，还造成了信息倒流——一线干部忙于应付数字台账，无暇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真实需求。同时，技术平台的分散化、不兼容，使数据填报重复劳动增加，电子台账与纸质材料并行，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的疲惫感。

五、结语：回归“实”的底色

基层党建形式主义绝非简单的作风瑕疵，而是制度设计、考核导向、资源分配与干部认识等多重因素交织的沉疴顽疾。走出困境，既需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瘦身健体”，将评价标准从“看材料”转向“看实效”、从“看过程”转向“看结果”；更需基层干部增强实事求是的内生动力，敢于对形式主义说“不”，主动探索管用实用、群众认可的党建方法。唯有让党建真正扎根于服务群众、引领发展、化解矛盾的具体实践，才能彻底祛除虚浮之气，重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这不仅是改进工作方式的方法论革命，更是回归价值本位的政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