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被动灌输”到“主动建构”的范式转向

在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实践中，如何将党的理论优势转化为群众的内在认同与行动自觉，始终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命题。长期以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模式，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渐显露出与群众主体性需求之间的张力。近年来，在党建引领下，各地基层涌现出一批以“群众自我教育”为核心的创新实践，它们不再将群众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赋予其知识生产与价值建构的主体地位。这种从“我教你听”向“共学共进”的范式转向，不仅有效破解了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更在润物无声中强化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与号召力。本文基于对多个地区典型经验的系统观察，试图提炼党建引领下群众性自我教育的内在机制与共性启示，为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参考。

二、群众性自我教育的基层实践图景

（一）阵地前移：物理空间中的精神共育

在浙江某社区，党组织将“红色加油站”搬到了居民楼栋的架空层，通过设立“微党课”轮值制度，让普通党员和退休教师轮流担任主讲人。这种去中心化的教育阵地，打破了以往会议室内的严肃氛围，转而利用居民茶余饭后的碎片化时间，围绕垃圾分类、邻里纠纷等身边话题展开讨论。一位71岁的退休老党员在讲述自己参与社区防疫经历时，会场掌声雷动，许多年轻人主动要求加入志愿者队伍。该实践表明，当教育场景与日常生活高度重合，教育主体从“专家”回归“邻里”，群众自我教育的欲望与效能将显著提升。党组织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是“催化剂”角色——提供场地、定下基调，但台前的主角永远是群众自身。

（二）故事重塑：口述史中的价值传递

中部某革命老区探索出“红色家谱”传承模式，组织青年党员和中小学生深入村居，由老人们口述上世纪50年代合作社、公社时期的生产互助故事。这些口述材料由镇党校整理汇编成册后，再返哺到村民会议和家庭夜校中。令人触动的是，当老村长讲述当年为修水渠而牺牲的突击队员事迹时，在场的年轻人自发接力，用方言复述故事细节。这一实践揭示了一个深刻规律：群众自我教育的核心不在于信息的精准度，而于情感共鸣的强度。党组织退居幕后搭建的“讲述—记录—再讲述”闭环，让集体记忆成为教育最生动的教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叙事中自然沉淀。

（三）制度张力：评议会与“红黑榜”的杠杆效应

广东珠三角地区推行的居民道德评议会制度，则展示了自我教育中制度性规范的力量。评议会成员由居民代表民主推选产生，每月对本社区的好人好事与不文明行为进行公开评议。某社区曾有一户人家因长期占用消防通道被评议曝光，居民劝说和压力之下，当事人主动登门道歉并写下整改承诺。这一案例的典型性在于：当教育主体从党组织转向“身边人的集体审视”时，群众的内在道德约束力被充分激活。评议会不是惩罚工具，而是一个公共对话场域。党组织在此的作用是确保评议程序透明、边界清晰，避免演变为“批斗会”，从而维护了自我教育的全良性生态。

三、经验透视：基层自我教育的深层逻辑

（一）动力机制：利益勾连与情感动员的耦合

综合多地案例可以发现，成功的群众性自我教育往往具备“利益—情感”双轮驱动特征。以山东某村的“村规民约修订会”为例，村民最初因为宅基地纠纷的切身利益而积极参与讨论，而在争论过程中，党员干部借势引导大家重温村史中“义利相济”的传统，逐渐将议题从“争”转向“让”，最后不仅化解纠纷，更形成了以“互助”“孝亲”为核心的新村规。这说明，自我教育的启动需要搭挂在群众的现实关切之上，但深化则需要超越短期利益，触及更深层的情感归属与道义认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在于精准捕捉这两类动机的转换时机。

（二）组织载体：嵌入式领导与柔性引导

观察发现，那些运作高效的自我教育案例，无一不是建立在党组织“嵌入式”领导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不是党支部包办一切，而是党小组、党员代表作为“种子”嵌入到议事会、文艺队、志愿团等群众自组织中。在上海某社区，“老法师”党员调解团通过非正式的“茶话会”形式，将政策解读和法治意识嵌入家长里短的调解过程。这种柔性引导比发布行政指令更易被接受，因为它尊重了群众的文化心理和交往习惯，使教育过程本身成为党组织与群众之间情感联结的纽带。

（三）效果持续：制度化与仪式化的双重保障

基层经验表明，自我教育的生命力依赖于一种“软硬结合”的治理结构。硬的一面是制度化，如定期开展的群众讨论日、主题实践月等固定流程，确保教育不会流于一时的热情；软的一面则是仪式化，如河北某县推行的“入党初心重温仪式”，让在平凡岗位上做出贡献的群众走向前台接受掌声和表彰。这种仪式感在群众心中构建起象征性符号，将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珍视的集体记忆。二者互为表里，使得自我教育的效果能够穿越时间周期，形成长久影响力。

四、共性启示：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实践要义

上述分散于不同地区的实践，在方法上各具特色，但在本质规律上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其首要启示在于：真正的群众性自我教育，必须放弃对“标准答案”的执念。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应从“做什么讲什么”转向“谁来讲怎么讲”。当教育主体回归群众本身，教育的生命力和说服力都会发生质的飞跃。

其次，必须警惕教育中的形式主义陷阱。个别地方曾一度出现“为教育而教育”的倾向，如强制要求居民参加宣讲会并留痕拍照，结果引发了逆反心理。有效自我教育的核心特征应是“非强制性”：群众愿意参与、主动表达、乐于传播。这要求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不能越俎代庖，而是要在幕后建立规则、提供资源、把控方向，将话语权让渡给群众，再在关键时刻进行价值纠偏。

此外，各基层单位在借鉴他地经验时，要充分考虑本地群众的文化心理与社区结构。例如，城市商品房社区与农村宗族社区在教育载体的选择上就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更适合理化、契约化的评议机制，后者则需借助血缘、地缘纽带和价值权威叙事。共性启示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操作手册，而是提供一种思维框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找到群众自我教育的内生支点。

五、结语：在共学中实现互信共生

纵观我国基层治理沿革，群众路线始终是党最为宝贵的政治财富。当前，党建引领下的群众性自我教育实践，可以说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它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群众不仅是治理的对象，更是治理的力量。在这一模式下，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群众的本土智慧实现了有效对接，抽象的理论话语被翻译为可感可知的生活语言。未来，应进一步总结推广这些鲜活经验，不断优化基层党组织在群众自我教育中的角色定位，真正将党的组织力转化为群众的自治力。这不仅关乎教育技术层面的改进，更关乎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持续深化与价值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