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会号召力作为党组织动员群众、整合资源、凝聚共识的核心能力，其作用发挥直接关系到社区治理效能和党的执政根基。当前，社区党建面临组织覆盖与功能嵌入的双重压力，如何将组织优势转化为群众信任与行动跟随，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命题。本文从社会号召力的内涵出发，系统分析其在社区党建中的生成逻辑、作用机理及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提升社区党建质量提供参考。
一、社会号召力：社区党建的核心能力
社会号召力是指党组织通过价值引领、利益协调、情感联结等方式，激发社会成员认同并参与特定行动的能力。在社区场域中，这种能力既区别于行政强制力，又不同于市场交换逻辑，其本质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社区党建中的社会号召力至少包含三重维度：一是政治感召力，即通过理想信念和先锋形象凝聚共识；二是服务凝聚力，即以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赢得信任；三是组织动员力，即依托网格化、楼组党建等载体实现有效动员。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社区党组织从“在场”到“在状态”的能力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号召力不是静态的组织资源，而是在互动中不断生产的动态过程。社区党组织若仅依靠体制内资源或行政命令，往往陷入“内循环”困境，难以真正嵌入社会肌理。唯有激活社会号召力，才能使党建从“组织覆盖”走向“功能覆盖”，从“有形”迈向“有效”。
二、社区党建中社会号召力的作用机理
社会号召力的发挥遵循“认同—参与—协同”的逻辑链条。具体而言，其作用机理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价值整合机制。社区是多元利益和异质性群体汇聚的场域，居民在年龄、职业、收入、文化背景上差异显著。党组织通过主题党日、社区讲堂、典型宣传等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行为准则，形成“最大公约数”。例如，老党员讲党课、社区“红人”故事分享会，本质上是通过符号互动塑造集体记忆，从而降低沟通成本、增强情感认同。
其二，利益联结机制。脱离利益空谈号召只会导致“清谈误事”。社区党建通过搭建“红色物业”“党群议事会”等平台，推动解决停车难、加装电梯、垃圾分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办实事中积累信用资本。当居民切实感受到党员带头、组织兜底、问题解决成为常态，对党组织的信任便从“情境性信任”升华为“制度性信任”，社会号召力因此获得坚实土壤。
其三，网络扩散机制。社区党建借助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渗透实现号召力的倍增。一方面，楼栋党小组、党员责任区将组织触角延伸到每户；另一方面，社区能人、意见领袖、志愿者骨干被吸纳为“编外力量”，形成“党员带骨干、骨干带群众”的辐射效应。这种网状结构使信息传递、意见收集、行动动员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变“陌生社会”为“半熟人社会”，进而为集体行动奠定社会基础。
三、当前社区党建社会号召力发挥的困境与挑战
尽管各地涌现出不少典型经验，但总体而言，社区党建的社会号召力仍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衰减现象，具体表现为：
（一）参与动能不足：从“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转化困难。部分社区动员仍停留在行政摊派、人情面子层面，居民参与以被动响应为主，缺乏内生动力。尤其在职青年群体，由于时间碎片化、利益相关性弱，常处于“在场但不在状态”的悬浮状态。活动形式上，讲座式、慰问式居多，缺乏互动性、创新性，导致“党员来了，群众跑了”。
（二）资源整合度低：条块分割与需求错配并存。社区党组织掌握的资源有限，且多依赖上级拨付或部门下沉，难以灵活对接居民差异化需求。与此同时，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资源虽富集，但缺乏有效链接机制，导致“资源沉睡”与“供需断层”并存。社会号召力若缺乏资源支撑，极易沦为“空头支票”。
（三）情感联结薄弱：技术嵌入与人文关怀的失衡。随着数字化治理的推进，很多社区过度依赖微信群、小程序发布信息，虽然提高了效率，却削弱了面对面的温度。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突出，而年轻群体则对机械式通知产生“免疫”。当“键对键”挤压了“面对面”，信任纽带必然变得脆弱，社会号召力的情感基础受到侵蚀。
四、优化社区党建社会号召力的实践路径
提升社会号召力需要系统性思维，从主体、机制、载体、文化四个维度协同发力。
（一）激活主体：强化党员的“火种”作用。党员是社区党建中最活跃的要素。要推行党员亮身份、设岗定责、积分管理等制度，让党员在楼栋治理、矛盾调解、应急响应中率先垂范。同时，注重挖掘社区贤达、青年骨干、新就业群体中的积极分子，通过项目认领、微创投等方式使其成为“编外工作队”，实现“一个党员带动一片、一个骨干凝聚一群”。
（二）完善机制：构建常态化的供需对接平台。做实“社区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张清单，建立党组织主导的民主协商机制。例如推广“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模式，以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号召力的核心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和居民评议，倒逼服务质量提升。同时，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打破条块壁垒，推动驻区单位资源下沉，形成“资源共用、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联动格局。
（三）创新载体：打造深度参与的公共空间。从“会议室党建”转向“场景化党建”，将党建元素融入社区公共空间改造。例如，建设“邻里会客厅”“红色阅读角”“共享花园”等实体化载体，使其成为居民自组织活动、协商议事、文化交往的“第三空间”。依托这些空间举办“社区邻里节”“红色剧本杀”“亲子公益市集”等新颖活动，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在情感共鸣中提升号召力。
（四）厚植文化：培育社区共同体的精神根基。社会号召力的最高境界是“不令而行”。要深耕社区文化，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历史记忆、家风故事，塑造独特的社区精神标识。通过编纂社区志、拍摄微纪录片、设立“社区好人榜”等方式，增强居民归属感与荣誉感。同时，注重仪式感的营造，如党员政治生日、新居民欢迎会、年度“最美家庭”表彰等，以仪式强化集体认同。
结语
社区党建的社会号召力并非天生具备，也非一劳永逸，而是在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实际问题、重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新时代背景下，唯有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将政治逻辑融入治理逻辑、将号召力嵌入日常生活，社区党组织才能真正成为群众“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主心骨。展望未来，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号召力的提升不仅关乎社区党建的成效，更关乎党在基层执政的根基稳固与活力持久。这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持续对话，共同书写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同频共振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