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乡土文化作为一种植根于地方社会、承载集体记忆与生活智慧的资源体系，正从被动的“被保护对象”转变为主动的“发展驱动力”。长期以来，受城镇化与工业化浪潮冲击，乡村文化空间萎缩、传统技艺失传、地方性知识断层等问题日益凸显，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与内生凝聚力面临严峻挑战。然而，近年来伴随数字基础设施的下沉、新农人返乡创业热潮的兴起，以及政策层面对“乡风文明”与“文化振兴”的系统部署，乡土文化传播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如何理解当下乡土文化传播的实践形态？其功能作用究竟如何嵌入乡村振兴的整体进程？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传播实践的系统观察，剖析乡土文化在信息流通、价值建构与社会整合层面的多重功能，进而揭示其作为乡村振兴“铸魂工程”的核心机制。

二、文化空间的激活与重构：从实体到场域

乡土文化传播的路径演变，首先体现为传播空间从封闭、单一的物理场所向开放、多元的复合场域拓展。过去，乡村文化传播高度依赖宗祠、庙会、集市、田间地头等实体空间，传播方式以口耳相传、仪式展演、师徒传承为主。这种模式虽具有强烈的在地性和情感黏合力，但传播范围窄、更新速度慢、代际传递脆弱。

当前，以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再造”了乡土文化的传播版图。以抖音、快手等平台为例，大量记录乡村日常生活、传统手工艺制作、地方戏曲展演、农事节庆活动的短视频，实现了乡土文化符号的跨地域、跨代际流动。这种“屏幕上的乡土”并非对乡村文化客体的简单镜像，而是通过镜头语言、叙事节奏与用户互动，完成了一次文化意义的再生产。更为关键的是，数字空间中的文化传播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形成了“线上展示—线下体验—线上再传播”的循环闭环，从而激活了原本沉寂的乡村文化资源。例如，许多非遗传承人通过直播不仅获得了经济收益，更在与粉丝的互动中重新发现了技艺的精神价值，这种反馈机制直接促进了文化传承主体的内在动力。

三、在地性知识的传承与再生产：传播实践中的文化转译

乡土文化传播的深层功能，在于实现对在地性知识的有效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所谓在地性知识，是特定社群在长期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积淀下来的认知体系，包括农耕经验、节令习俗、地方伦理、生态智慧等。这类知识往往以隐性、具身的状态存在于日常实践中，很难通过标准化的教科书或现代传媒进行传输。

当下的传播实践呈现出一种“文化转译”的特征。一方面，乡村文化工作者、新乡贤与新农人积极将隐性的乡土知识进行符号化加工，例如通过编写方言绘本、录制乡土故事音频、制作节气农谚动画等形式，将口头传统转化为可保存、可传播的数字文本。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尝试将乡土文化融入校本课程与研学旅行，通过“田野里的课堂”让青少年亲身体验插秧、制陶、编织等传统劳作，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不再是信息的告知，而是身体经验的唤醒与文化认同的植入。这种“做中学”的传播方式，有效弥合了代际间的文化鸿沟，使乡土文化从“老物件”变成了“活遗产”。

四、文化认同的凝聚与社区再造：传播的情感治理功能

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人心”的振兴。乡土文化传播在构建社区认同、重塑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情感治理功能。在传统熟人社会渐趋瓦解的背景下，乡村社会面临公共性衰退、邻里关系弱化、集体记忆流失等问题。此时，文化传播事件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契机。

以村歌创作、村晚展演、村史编纂等为代表的文化传播活动，近年来在各地乡村普遍兴起。这些活动具有很强的参与性与仪式感，村民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主动的内容生产者。例如，某地村民集体改编民歌，歌词中融入了本村的新变化与历史典故，演唱视频上传后引发了在外游子的强烈情感共鸣，许多人主动联系村委捐款捐物或提出返乡创业意向。这一案例表明，当乡土文化以集体创作、公共展演的形式被传播时，它所产生的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留根”，更是社会意义上的“聚魂”。社区内部的信息流动与社会互动被重新激活，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与责任感随之提升，这为后续的产业引进、环境治理、公共事务协商等乡村振兴实践奠定了信任基础。

五、传播实践中的现实困境与反思

在肯定乡土文化传播积极功能的同时，亦需冷静审视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其一，过度商业化与表演化倾向。部分地方为了迎合流量或旅游业发展，将乡土文化简化为猎奇性的民族服饰展示、夸张化的民俗表演，导致文化内涵被掏空，沦为“符号消费”。其二，传播主体的结构性失衡。尽管新农人群体在壮大，但乡村人口结构中老年人、留守儿童依然占比较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数字传播能力方面处于弱势，难以有效参与文化表达，导致传播内容存在严重的偏视现象——活跃的年轻网红往往只展示乡村的田园牧歌或搞怪日常，而真实的农业生产艰辛、养老问题、教育困境等维度却被遮蔽。其三，知识产权保护缺失。乡土文化往往属于集体创造，权属界定模糊，在商业化传播中容易被外部资本无偿占有，原社区的文化收益被稀释甚至被剥夺，这反过来削弱了社区保护传承本土文化的积极性。

上述困境揭示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乡土文化传播不能仅被理解为一种技术赋能或信息优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涉及谁来定义乡土、谁有权利展示乡土、展示给谁看、基于何种利益逻辑等一系列深层议题。若不能妥善处理传播过程中的话语权分配与利益共享机制，乡土文化传播不仅难以达成文化振兴的目标，反而可能加剧乡村内部的文化断裂与资源外流。

六、结语：从“被传播”到“自传播”的内生路径

综观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文化传播的实践图景，其核心功能在于三重连接：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个体与社区、连接地方与国家。优质的乡土文化传播并非外部力量对乡村的“文化扶贫”，而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文化主体性回归的过程。未来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推进，应当更注重培育本土化的传播主体，构建公平的文化资源分配机制，鼓励深度的在地性文化创作，而非仅仅追逐流量与眼球。

只有当乡土文化实现从“被传播”到“自传播”的转变，即乡村社区真正掌握了文化生产、阐释与传播的主动权，乡土文化才能成为乡村振兴进程中持久而坚实的精神底色。这不仅关乎文化本身的存续，更关乎亿万中国农民能否在现代化浪潮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属，进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