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单元，承载着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根基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秩序维护。长期以来，群众工作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开展工作的核心优势，其以密切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参与、回应群众诉求为基本特征。然而，在实践中，群众工作的传统优势并未能完全、高效地转化为社区治理的现实效能。碎片化的动员模式、单向度的信息传递、以及群众参与深度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深入探讨如何将群众工作优势系统性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关键命题。
一、群众工作优势的内在机理与效能转化逻辑
群众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嵌入性”与“回应性”。所谓“嵌入性”，是指群众工作者通过日常走访、入户沟通、情感联结等方式，深度融入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精确把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而“回应性”则体现在能够针对居民的具体问题，启动快速响应机制，通过非正式协商或正式渠道解决矛盾。这一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将分散的个体诉求整合为公共议题，再通过组织动员与资源调配，形成集体行动。然而，转化过程并非自动完成，它需要制度化的渠道保障、专业化的能力支撑以及可持续的动力机制。实践中，不少社区仍习惯于运动式治理，依赖行政命令推动工作，反而消解了群众工作的柔性优势。
二、群众工作与治理效能之间存在的主要张力
（一）情感动员与制度化治理的错位
传统群众工作高度依赖工作者与居民之间建立的人际信任和情感纽带，这种非正式关系在解决小规模、突发性问题时效率极高。但随着社区结构日趋复杂，利益诉求多元且矛盾类型多样化，单纯依靠情感动员已难以覆盖所有治理需求。例如，在物业纠纷、公共空间改造等涉及多方利益的议题中，缺乏透明规则与程序正义的情感化处理，反而可能引发新的不公平感。情感的“浓度”无法替代制度的“厚度”，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
（二）单向信息传递与双向互动需求的矛盾
部分社区仍习惯于以“通知—配合”模式开展群众工作，即通过公告栏、微信群等渠道单向发布政策信息，然后要求居民按指令执行。这一模式忽略了居民作为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当居民的需求无法被有效反馈至决策层，或者反馈渠道冗长且效果不彰时，群众对社区事务的冷漠感与疏离感随之上升。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如果不能转化为双向互动的“连接通道”，群众工作便可能空转。
（三）参与热情高与参与效能低的困境
随着居民权利意识增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显著提升。然而，许多社区提供的参与形式仍停留在“投票表决”“意见征集”等浅层次环节，居民难以真正介入议题设定、资源分配与效果评估等核心治理过程。长此以往，高参与热情遭遇低参与效能，导致“参与疲劳”与“象征性参与”并存，群众工作的动员能力也在不断耗散。
三、以制度化与专业化提升优势转化效率
（一）构建制度化协商平台，实现柔性优势硬性支撑
将群众工作中形成的个体信任与情感资本，上升为社区公共治理的规范资源。具体而言，应当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社区协商议事机制，如居民议事会、矛盾调解庭、线上协商平台等。这些平台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更应赋予其一定的决策权与资源调配权。通过明确议事的程序、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协商结果的执行与监督路径，群众工作者的人际优势可以转化为制度化的治理效能，使情感动员与规则治理形成互补。
（二）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精准回应，重塑互动模式
数字治理工具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群众工作在信息收集与反馈效率上的不足。社区可以构建“需求—响应”数据库，通过微信小程序、智能终端等渠道，实时收集居民报修、投诉、建议等信息，并设定分类响应时限与处置流程。更重要的是，数据应实现双向可视——居民可以追踪诉求处理进度，管理者可以分析高频问题区域。这种技术赋能不仅提升了回应的精准度，更增强了居民对治理过程的信任感，间接强化了群众工作的连接性。
（三）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群众工作专业水平
群众工作的效能直接受制于工作者的能力素质。当前，许多社区工作者面临“身兼多职”与“经验依赖”的困境，缺乏系统的社会工作方法与公共管理知识。应建立“专业社工+基础网格员+志愿者”的复合队伍，对网格员进行案例研讨、冲突调解、项目策划等针对性培训。同时，鼓励社区工作者考取社会工作师资格，将专业方法嵌入日常走访与矛盾调处中。只有将感性经验升华为理性方法，群众工作才能从“凭热情做事”转为“靠专业治理”。
四、激活居民自治基因，形成内生动能
（一）从“替民做主”转向“由民自主”
治理效能的持久提升，最终要依赖社区内生动力的觉醒。群众工作的开展，不应局限于“替居民解决问题”，更应引导“居民自己解决问题”。社区可以通过微项目、微公益等形式，设立小额自治基金，鼓励居民自发组建兴趣小组、互助会、楼栋自治委员会等微组织。在此过程中，群众工作者角色需要从“带头人”转变为“陪跑者”或“资源连接者”，将治理的主动权交还居民。
（二）构建利益关联与荣誉激励机制
居民参与的动力离不开利益关联与荣誉感召。社区可以通过将公共事务与居民切身利益挂钩，如停车管理、垃圾分类、公共绿化养护等，让参与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同时，建立多维度的荣誉积分体系，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行为量与社区福利、评优、资源使用权等挂钩。这种内外联动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降低群众工作的动员成本，使得治理效能实现自我运转。
五、结语
群众工作优势的存续与提升，不能停留在历史记忆与经验总结层面，而应在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实现重构。社区治理的核心已从单纯的“管理”转向“服务+治理”的双轮驱动，群众工作的优势只有通过制度化平台、专业化手段、数据化支撑与自治化导向，才能真正转化为可量化、可持续的治理效能。未来的社区治理，不是要弱化群众工作，而是要以更科学的方式重新激活这一传统优势。当群众工作从“人的优势”走向“体系的优势”，社区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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