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正经历从“管理”向“治理”的系统性转型。作为治理体系的核心引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能否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群众参与、凝聚价值共识，直接决定着治理效能的上限。所谓党建社会号召力，并非简单的行政指令下达，而是党组织凭借政治权威、组织网络与服务能力，在多元主体间激发认同、促成协作的复合能力。当前，面对社会结构分化、利益诉求多元、技术迭代加速的复杂局面，传统党建模式的社会号召力面临弱化风险，亟需从主体定位、制度设计、技术嵌入、文化涵养等维度探索改进路径。

一、从“单向动员”到“双向赋能”：重构号召力的逻辑起点

长期以来，部分基层党建习惯于通过行政层级下达任务、依靠会议文件推动工作，形成了“组织强动员、群众被动响应”的单向模式。这种模式在资源集中、信息对称的情境下尚能维持一定效率，但一旦遇到利益博弈复杂、群众自主意识增强的场域，便容易陷入“高投入低产出”的动员困境。改进的第一要义在于转变逻辑：将社会号召力视为党组织与群众之间基于互惠关系的动态建构过程。

具体而言，党组织需要从“发令者”转向“链接者”，将自身嵌入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微观场景中，通过发现群众的需求痛点、链接公共服务资源、搭建协商议事平台，使群众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切实获得便利或利益。例如，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中，基层党组织不再是单纯向下布置任务，而是向上争取资源、向内协调各方，以解决基层“看得见管不了”的顽疾。这种“双向赋能”策略——既赋予群众参与能力，也提升组织回应能力——显著增强了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与认同，使号召力从“要我来”转化为“我要来”。

二、从“穿针引线”到“系统绣花”：完善协同治理的制度供给

社会号召力的持久性依赖于制度化的信任链接。当前不少基层党建存在“运动式号召”的痼疾：当上级重视环保时，组织志愿者捡拾垃圾；当强调安全时，突击排查消防隐患。这类碎片化行动固然能短期见效，却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群众往往会质疑“号召究竟是长期承诺还是临时作秀”。改进方向在于建立“制度绣花”式的工作体系，将号召力嵌入常态化的协同治理机制中。

第一，完善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商”制度。在社区层面，建立由党组织牵头，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规则，明确议题提出、意见表达、决议执行、监督反馈的闭环流程。当群众看到自己的意见能转化为实际政策调整（如车位改造、加装电梯），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便从抽象的政治口号转化为具象的治理效能。

第二，构建跨部门的“资源下沉—责任共担”机制。基层社会治理中很多难题涉及多个条线部门，单纯依靠基层党组织在街道层面协调往往力不从心。应推广“党建联席会议”实体化运作，将公安、城管、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的力量通过党组织纽带整合进基层，形成“问题发现—分类派单—联合处置—评价反馈”的标准化流程。这种制度供给不仅减轻了基层干部的负荷，更重要的是让群众看到：党组织的号召不仅仅是“喊”出来的，更是“干”出来的。

第三，建立“群众需求台账”与“党员服务积分”的对接系统。通过定期入户走访、线上问卷调查等方式精准捕捉居民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同时，结合党员的职业特长与服务时间，形成党员服务清单。两个清单由党组织统一匹配、定期公示、评议反馈。这种制度化对接既避免了号召力的盲目扩散，又让群众感受到党组织行动的精准性与回应性。

三、从“物理互联”到“情感互联”：借力数字技术提升响应效能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与节奏。传统依靠张贴通知、喇叭广播、入户宣传来发动群众的方式，在“智能终端密集型”的社区中效率急剧下降。但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为党建社会号召力提供了新的生成通道——关键在于能否从工具层面的“物理互联”跃升为价值层面的“情感互联”。

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探索“智慧党建”平台，如上海“先锋上海”小程序、杭州“西湖先锋”APP等，实现了党员报到、活动发布、积分兑换的线上化。然而，仅仅将线下流程搬到线上并不足以增强号召力。改进方向在于用数据思维捕捉群众的“隐形需求”，进而触发精准的情感回应。例如，通过分析社区网格群里的高频投诉关键词，发现某小区独居老人助餐需求突出，党组织迅速链接社会组织推出“长者食堂”，并通过平台主动向该小区居民推送报名消息和志愿者招募。这种“未诉先办”的数字化响应，让群众感受到组织“始终在线”的温䁔，号召力由此从功能满足上升到情感依赖。

同时，要警惕“数字形式主义”。部分基层为考核而强制用户下载APP、刷点击量，反而消耗了群众对党组织的耐心。数字工具应当服务于“连接—信任—行动”的闭环，而不应沦为新的负担。建议采取“轻量级接口”策略，利用微信群、公众号等群众惯用平台嵌入服务功能，降低参与门槛；同时建立数字伦理规范，保护用户数据隐私，避免技术侵犯生活边界。

四、从“形象构建”到“价值共鸣”：强化精神层面的文化号召

社会号召力的最高境界不是行政指令的服从，也不是利益交换的配合，而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自觉追随。在当前价值多元、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基层党建如果仅仅依靠宣传标语、先进事迹报告会来塑造形象，往往难以触及群众心灵深处。改进方向在于将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叙事，在公共生活中培育“共建共治共享”的精神认同。

第一，深挖社区“在地文化”资源。每个社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记忆、居民构成与精神传统。党组织可以通过举办“邻里节”“老物件展”“口述史征集”等活动，将党建元素与地方文化符号相结合，让群众在文化共鸣中自然接纳党组织的价值倡导。例如，上海曹杨新村通过修复劳模历史建筑、开展“劳模精神寻访”活动，使社区党员群众的集体荣誉感转化为参与社区事务的动力。

第二，创新“公共议事”中的价值引导机制。在业委会选举、楼栋公约制定等具体议事过程中，党组织可以担任“价值守门人”角色，不是直接提出主张，而是通过组织讨论、引入专家、提供案例等方式，引导群众在利益博弈中兼顾公平、法治、互助等原则。当群众通过亲身参与得出“自己认同”的公共规则，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便内化为群众的行为准则。

第三，塑造“党员标杆”的日常化影响。除了集中表彰先进典型，更应注重将党员的先锋形象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例如，设立“党员志愿岗”“党员解忧窗”，让群众在办事遇阻、需要帮手时第一眼看到党员的身影。这种润物无声的价值示范，比任何宣传都更能建构深层次的号召力。

结语

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社会号召力的改进，本质上是一场从“权力驱动”向“认同驱动”的系统性转型。它要求基层党组织超越传统的层级动员惯性，在服务中形成供需匹配，在制度中建立稳定预期，在技术中实现情感连接，在文化中达成价值共鸣。唯有如此，社会号召力才能从一时的“动员火焰”转化为持久的“治理炉火”，真正成为推动基层社会善治的不竭动力。面向未来的治理现代化图景，党的基层组织应当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审视自身号召力的衰减点，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新技术、新理念，在回应时代叩问中不断激活自身的领导核心功能。当千万个基层堡垒真正成为群众“愿意跟随、乐于参与、自觉守护”的精神家园，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基便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