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颁布，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广泛实践，爱国主义教育在组织形式、内容载体、传播渠道等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拓展。然而，伴随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一种隐忧逐渐浮出水面：教育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触动了受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信念？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存在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宏大场面与丰富活动之下，精神内核面临被稀释的风险。这一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诊断与破解，不仅会消解教育本身的实效性，更可能引发受众对爱国话语的审慎与疏离。因此，系统剖析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化的表现特征与内在难点，是推动教育从“入眼入耳”走向“入脑入心”的认知前提。
二、形式化倾向的多维表征：从“表演化”到“技术化”
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化倾向并非单一维度的外显，而已渗透到教育实践的多个层面，形成一套相互强化的系统性偏差。
其一，仪式展演的过度“表演化”。在校园、机关、社区等场域，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演讲比赛、红歌合唱等活动日趋常态化。这本是激发情感认同的有效途径，但现实中有相当部分活动异化为“给上级看”“为留痕做”的外在表演。程序完整但情感空洞，场面宏大但参与被动，仪式丧失了激发内在共鸣的本真功能，反而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循环再生产。这种“表演式爱国”不仅难以建立持久的情感纽带，更可能在年轻群体中诱发隐性逆反。
其二，教育内容的“符号化堆砌”。部分教育实践将爱国主义简化为对特定符号（国旗、国歌、英雄形象）的频繁展示与重复记忆，而缺乏对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与生活化转化。学生在课堂上背诵“爱国主义”的定义，在答题中复述“爱国行为”的类别，却难以在真实社会情境中识别何为理性爱国、何为知行合一。符号规训替代了意义建构，形式正确压抑了价值追问。
其三，传播手段的“技术化悬浮”。借助AR、VR、短视频等手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趋势。技术赋能本可增强沉浸感与吸引力，但当前的某些实践陷入“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误区：高度炫目的视听效果并未与教育内容有机整合，反而分散了受众对核心价值的专注。技术形式成为目的本身，爱国主义则沦为背景板，体验的快感无法转化为信仰的深度。
三、形式化生成的深层机制：供需错配与制度惯性
形式化倾向绝非偶然，其背后是教育供给与受众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以及制度环境中的惯性约束。
从需求侧看，当代青少年是在信息爆炸与多元文化浸染中成长的一代，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价值需求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他们反感说教、推崇体验，渴望对话而非灌输，追求个性化表达而非整齐划一的服从。然而，当前爱国主义教育的供给模式仍以“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为主导，内容标准高度同质化，表达方式偏向宏大叙事。这种供给侧逻辑与蓬勃生长的个体化需求之间形成了突出落差，导致教育活动虽热热闹闹，却难以真正进入受众的精神世界。
从制度惯性看，科层制管理的考核导向对形式化负有直接责任。在基层教育机构中，爱国主义教育往往被纳入量化考核指标体系，活动次数、参与人数、影像资料、新闻稿发布量成为“成绩”的硬指标。这种“痕迹化管理”逻辑促使执行者倾向于选择投入低、见效快、可展示的形式化操作，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需要长期深耕、效果不易量化的育人工程。当“做没做”取代“好不好”成为评价标准，形式化便获得了制度性激励。
此外，教育者本身的专业素养与情感投入不足也是关键阻力。部分教师对爱国主义教育存在“应付心态”，缺乏对教育内容的深入理解与再创造能力，只能照本宣科或照搬模板。当教育者自身都无法被内容打动时，其传递出的信息必然是干瘪的，受众的疏离感也就不难理解。
四、突破路径的关键支点：从“知道”到“认同”的范式转换
破解形式化困局，核心在于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式转换：从“知识传递”模式转向“意义建构”模式，从“被动接受”逻辑转入“主动认同”逻辑。
首先，回归“人”的中心地位。教育的对象不是装载知识的容器，而是具有鲜活生命经验的主体。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尊重个体的认知规律与情感发生机制，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生活经验相贯通。例如，将国家发展成就与学生个人成长轨迹建立具象连接，在日常生活的“微叙事”中嵌入爱国价值，这远比重复口号更能激发持久的内驱力。
其次，重建教育者的“可信主体角色”。教育者的情感真诚度、专业素养与言行一致性是决定教育实效的关键变量。应通过专项培训、案例研讨等方式提升教育者的内容解析能力与话语转化能力，同时建立更科学的评价机制，引导他们将精力投向教学过程而非表面形式。一个能够与学生平等对话、敢于直面真实社会问题的教师，其所传递的爱国情怀天然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再次，推动评价机制的“去痕迹化”改革。尽快将过程性评价、效果性评价替代当前的留痕式评价，重点考察教育对学习者认知结构、情感态度、行为倾向产生的实质性影响，而非活动的数量与声势。探索基于追踪调查、情感分析、行为观察的综合评估方法，让评价指挥棒真正指向育人实效。
五、结语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并非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质”的危机。形式化的表象之下，是教育理念的代际错位、制度机制的路径依赖以及教育者角色的深刻转型难题。唯有将爱国主义教育从形式主义的泥淖中拯救出来，使其回归到感召人心、凝聚价值的本真使命，才能真正实现“爱国”二字在当代社会心理结构中的扎根。这不是一项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场需要理性审视勇气、制度创新智慧与教育实践耐心共同推进的深层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