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其角色正从传统的“福利型”向“治理型”转变。基层工会会员——作为企业、社区和产业一线的劳动者群体，在矛盾调解、安全监督、志愿服务、民主协商等治理环节中逐渐显露头角。然而，基层工会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如何？其参与机制是否存在结构性障碍？作用发挥的边界与潜力何在？这些问题亟需基于实践考察予以回应。本文通过多案例调研与制度分析，系统考察基层工会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工会参与治理的深度转型提供参考。

一、基层工会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分布

当前，基层工会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呈现多样性。依据参与领域与场景的不同，可归纳为四种主要形态：第一，社区治理型参与。在浙江、广东等地，不少基层工会推行“工会+网格”模式，会员作为兼职网格员参与社区巡逻、纠纷调解、治安联防等事务，在基层警务与政务之间搭建了信息沟通渠道。第二，企业内部治理型参与。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平台，会员参与企业内部的涉及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安全标准制定、裁员听证等治理性决策。这种参与更接近“厂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制度内核。第三，行业性治理参与。在快递、外卖、建筑业等新兴用工密集行业，基层工会会员通过行业性运力调度协商、意外伤害保障机制建设等，参与行业自律与风险治理。第四，应急性治理参与。例如在疫情防控、洪涝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基层工会会员主动承担物资分发、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辅助性治理职能。

从参与分布来看，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工会会员参与度相对较高，而平台经济、灵活用工领域则处于起步阶段。制度性参与（如职代会）的吸纳更为规范，但参与深度有限；自发性参与则更多依靠个体能动性，缺乏稳定的资源支撑与评价体系。

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嵌入、连接与赋能

基层工会会员参与社会治理能够产生实质性作用，源于三方面机制的有效运行。第一，组织嵌入机制。工会会员通过加入工会组织，获得了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与身份合法性。工会组织将分散的职工个体整合为有序的参与力量，这种组织嵌入降低了社会治理的交易成本，使得信息反馈、意见表达、矛盾化解能够沿着组织网络高效传导。第二，信任连接机制。相较于行政力量，工会会员在社区与企业中通常具有“熟人”身份，能够降低治理过程中的对抗性。工会会员以“身边人”角色介入邻里矛盾、劳资争议，更容易获得各方信任，推动柔性治理。第三，资源赋能机制。基层工会组织通过提供培训（如法律知识、调解技巧）、工具（如线上反馈平台）、经费（如活动补贴），使会员具备参与治理的能力与底牌。没有赋能的参与往往流于形式，只有将资源下沉到会员手中，治理才能从“表态”走向“落地”。

三、现实困境：参与失衡与制度张力

实践考察也揭示出基层工会会员参与治理存在的结构性困境。一是参与主体分布不均衡。民营中小企业、非标准就业群体中的工会会员参与意识与渠道均较弱，参与多集中在公有制单位或大型企业，造成治理网中的“盲区”。二是参与内容浅表化。很多会员参与仍停留在“举手填表”“列席会议”层面，实质性决策权重低，影响其持续参与意愿。三是治理与劳动相冲突。基层工会会员本职仍是劳动者，参与治理往往利用业余时间，容易与劳动权益产生张力，甚至导致职业倦怠。部分企业管理者对会员参与治理持保留态度，认为会干扰生产经营秩序。四是组织保障滞后。一些基层工会缺乏专职人员与专项经费，仅依靠热心会员支撑，活动难以常态化，治理成效难以积累。

此外，现行法律关系对工会会员参与治理的权责界定尚不清晰。例如，会员在应急治理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在矛盾调解中因立场表达引发争议应如何承担责任？这些法律模糊地带制约了会员参与的积极性和安全性。

四、优化路径：构建“治理型工会”的实践策略

破解上述困境，需从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能力建设三个层面同步发力。首先，在制度层面推动工会职能的“治理化”转型。建议在《工会法》实施条例或地方工会章程中，明确基层工会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清单与责任边界；将社会治理成效纳入基层工会工作考核指标，形成正向激励。同时，完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为参与治理提供工时抵扣、补贴发放等配套政策，减少角色冲突。

其次，建构多主体协同的资源支持体系。基层工会应积极对接社区、企业、公益组织与高校智库，形成“工会统筹+专业支撑+跨界联动”的资源供给模式。尤其可开发数字平台，实现会员参与的时间、地点、内容在线记录，便于统一管理、量化评估与经验推广。
再次，加强会员治理能力培训。设计分层次、分场景的培训课程，内容涵盖矛盾纠纷调解技巧、应急处理流程、民主协商规则、劳动法律法规等。有条件的地区可试点“工会治理认证”，鼓励会员通过积累志愿服务时长与课程学分获得相应资质。

最后，强化示范带动与典型案例传播。选树一批在社区矛盾调解、企业民主管理、行业风险防控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会员个人和集体，借助媒体传播其工作经验。这类案例如同“活教材”，不仅能提升会员荣誉感，还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加速实现从点状亮点到系统路径的转化。

结语

基层工会会员参与社会治理，实质上是将职工群体的末端力量注入治理结构的毛细血管。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工会职能的延伸，也是对基层治理主体的丰富。当前，尽管实践探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参与失衡、制度张力等瓶颈依然存在。唯有通过制度规范、资源保障与能力培训的协同推进，让工会会员从“被组织对象”转变为“主动治理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从“组织动员”到“社会嵌入”的范式跃迁。未来，随着平台经济与灵活用工的持续扩张，如何将新型劳动者有效纳入治理体系，将是工会改革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共同面对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