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而文化这一柔性治理资源的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作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在乡村场域中不仅承担着文化供给的基本职能，更蕴含着调解社会关系、凝聚价值共识、规范行为逻辑的潜在能力。当前，乡村社会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传统熟人社会的伦理秩序逐渐松动，而现代公共规则尚未完全内化，这种“治理真空”为文化参与提供了独特的介入空间。因此，如何突破公共文化产品服务“送文化”的单向模式，使其真正嵌入乡村治理肌理，实现从文化供给到治理协同的范式跃迁，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
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耦合关系。从功能主义视角审视，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符号传递与意义建构能力。在乡村治理中，这种能力可以转化为三种关键治理资源：一是信任资源，通过共享的文化记忆与集体活动，弥合因利益分化导致的村民间疏离感；二是规范资源，文化产品内嵌的道德准则与公共精神，能够以非强制性的方式引导村民行为，降低制度执行成本；三是动员资源，富有感染力的文化形式能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使其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例如，村规民约的戏剧化展演、乡村历史的可视化呈现，均能在潜移默化中重塑村民的公共责任感。因此，优化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本质上是为乡村治理注入一种内生的、可持续的软性约束机制。
三、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治理困境
尽管国家已投入大量资源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实际效果往往与治理预期存在显著落差。其一，供给内容的悬浮化。许多文化产品由上级部门统一采购、配送，缺乏对地方性知识与村民实际需求的前期调研。电影放映、图书阅览等活动与村民的日常劳作节奏、审美习惯脱节，导致“有设施无使用、有活动无参与”的尴尬局面。这种脱离场域的文化供给，非但未能增强治理效能，反而可能加剧村民的被动接受心理。其二，参与结构的单一化。当前的文化活动多由村两委或上级文化部门主导，村民在内容选择、形式设计、效果评估等环节中话语权微弱。这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实质上复制了科层制的治理逻辑，而非激活乡村的内生文化动力。村民长期处于“被娱乐”而非“自主创造”的状态，导致文化服务的治理功能难以从浅层娱乐向深层认同转化。其三，效果评估的碎片化。现有考核指标多聚焦于活动场次、设施数量等硬性指标，而忽视文化产品在调解矛盾、凝聚共识、促进自治等方面的隐性贡献。这种量化导向使得服务提供者倾向于追求“可见政绩”，而非深耕治理效能。
四、优化路径：嵌入、协商与转化
破解上述困境，需从理念到机制进行系统性重构，核心在于让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真正“沉下去”“活起来”。具体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一）在地化嵌入：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产。文化产品若欲发挥治理功能，必须首先获得村民的文化认同。这要求服务提供者从“标准化配送”转向“在地化生产”。具体实践中，可依托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活动、口述史等资源，通过专业协助与村民共创的方式，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现代公共文化产品。例如，以本村历史人物为原型创作舞台剧，或围绕土地纠纷、邻里互助等治理议题开展村民参与式戏剧工作坊。这类产品因贴近村民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结构，能够有效降低文化接受的心理门槛，为后续的规则协商与行为引导提供情感基础。同时，在地化生产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治理实践，因为创作过程中的讨论与协作，实质上促进了村民的公共对话与协商能力。
（二）协商式参与：从被动受众到治理主体。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应成为培育乡村协商文化的实验场。要改变村民作为“文化受众”的被动角色，必须设计制度化的参与通道。一方面，建立“文化议事会”等机制，让村民在文化资源的分配、活动计划的制定、项目的评估中拥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另一方面，鼓励村民自发组建文艺团队、编写村歌、拍摄村庄纪录片等自主文化生产行为。当村民成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时，他们自然会更珍惜这一成果，并愿意遵守其中蕴含的公共规范。例如，在某地实践中的“村晚”模式，由村民自主编排节目、管理舞台，其过程不仅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还自发形成了活动秩序维护的自治小组。这种参与式文化治理，将文化服务从行政任务升维为社区治理的日常实践。
（三）治理化转化：建立文化效益的显性关联。要真正发挥文化产品的治理效能，还需建立文化服务与具体治理问题之间的转化机制。这要求文化产品的设计者具备明确的治理目标意识。例如，针对乡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经济负担与攀比风气，可以开发移风易俗主题的小品、快板等文艺产品，并配合村民讨论，将文化展演中倡导的简约标准，逐步转化为村规民约中的具体条款。又如，针对邻里纠纷高发问题，可通过“情景再现+角色互换”的议事剧形式，让矛盾双方在虚拟情境中体验对方立场，从而降低真实冲突的烈度。此外，应当将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频率、贡献度等纳入“乡村信用积分”体系中，使文化参与直接关联到公共服务获取、福利分配等实际利益，以此强化文化产品对村民行为的正向引导功能。
五、机制保障：制度供给与能力建设
优化路径的落地，离不开配套机制的支撑。首先，应改革公共文化服务的考核评价体系，引入“治理效能”维度，将村民的参与深度、矛盾调解实效、社区认同度等纳入评估指标，推动服务提供方从“完成任务”转向“解决问题”。其次，需要培养一支懂文化、会治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可通过“文化特派员”制度，选派具有艺术专业背景与社区工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驻点乡村，协助村民开展文化生产与治理议事。同时，鼓励本地乡贤、能人参与文化治理，利用其社会声望与关系网络，催化文化产品的治理效能。最后，数字化技术为文化赋能治理提供了新工具。可以搭建“数字文化治理平台”，集成村民文化需求反馈、文化项目众筹、自治公约数字化协商等功能，打破时空限制，拓展文化参与和治理对话的深度与广度。
六、结语
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不应仅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装饰品，更应成为撬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杠杆。从本质上讲，治理是人的关系的协调与公共价值的建构，而文化正是连接个体与共同体最温和也最深沉的纽带。通过在地化的文化生产激活地方认同，通过协商式的参与培育公共精神，通过治理化的转化实现行为引导，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得以超越传统的娱乐教化功能，成长为乡村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软性基础设施。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政策制定者、服务提供者与村民三方的协同探索，需要在实践试错中不断调适策略。当公共文化的种子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土壤，它所催生的将不仅是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更是一个充满内生动力、兼具秩序与活力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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