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活跃成分，其党组织建设正经历着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刻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组织力的构建与释放，成为衡量党建工作是否成功嵌入“两新”组织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标尺。组织力并非抽象的政治修辞，而是由政治引领力、内部凝聚力、外部资源整合力以及业务助推力所构成的复合能力系统。然而，在高速扩张的背景下，“两新”组织党建组织力在效能维度与运行机制间呈现显著的张力。检视其效能表现与深层瓶颈，对于探索党建与市场主体协同共生的现代治理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一、组织力的效能表征：多维联动中的治理增量
在部分标杆型“两新”组织中，党建组织力已呈现出可量化的效能溢出。首当其冲的是政治引领功能的柔性落地。通过将党务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层决策链条，党组织得以在战略合规、企业文化导向等领域发挥实质性的“方向盘”作用。例如，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党员责任区、先锋岗设置，将意识形态引导转化为职业伦理规范，有效消解了组织目标与社会效益之间的表层矛盾。
其次，资源整合效能显著提升。党组织作为链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桥接器”，能够为“两新”组织争取政策红利、行业背书与人才扶持。尤其是在产业园区和商务楼宇中，联合党支部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实现了信息互通、资源互济，降低了单一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种“组织网络红利”不仅强化了企业的外部适应性，也提升了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协同韧性。
再次，内部治理效能得到改善。党组织在员工关怀、矛盾调处、职业发展通道设计等方面，扮演了准第三方调解者角色。这种垂直科层之外的横向组织力量，有助于打破“两新”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劳资沟通壁垒，形成更具温度的内部生态，进而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效能提升。
二、组织力的现实困境：结构性张力与执行偏差
尽管效能可圈可点，但深入剖析大量中小型“两新”组织党建实践，不难发现组织力释放面临多重结构性瓶颈，集中表现为“虚化、弱化、僵化”三症并发。
其一，政治引领与经营逻辑的时空错位。“两新”组织以逐利为存在前提，利润周期、业务节奏与党务工作的周期性、仪式性之间天然存在冲突。党组织活动往往被压缩进“下班后一小时”或“周末补课”，导致政治教育、组织生活流于形式主义。部分企业主将党建视为应付检查的政治“外衣”，却未将其内化为治理要素，形成明显的“两张皮”现象。
其二，党务队伍的专业化与企业化人才稀缺并存。“两新”组织党建缺乏传统体制内齐全的编制与保障，党务工作者多由行政人员兼任，其晋升通道和薪酬激励体系模糊。同时，专职党务干部常面临“不懂业务”的指控，难以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建立专业威信，导致组织活动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人才“选育留用”链条的断裂，使组织力缺乏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
其三，资源供给与杠杆效应的非对称性。相比于党政机关，多数“两新”党组织的经费与场地高度依赖企业主意愿，资源调动能力有限。当组织力试图向上级党委或区域党委“借力”时，面临层层审批和形式化对接，导致政策传导损耗大、反馈慢。这种权力资源的不对等，使得党组织在协调资源、开展实质性服务时力不从心。
三、组织力提升的介入路径：从应然宣示到实然落地
面对困境，提升组织力需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重构”。首先，应在制度层面完成对“两新”组织党建合法性的增量嵌入。不宜强行增设冗余架构，而应利用政策杠杆（如信用评级、政府采购、行业准入），将党建实效纳入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评估维度，以制度激励代替硬性摊派。这种“利益导向型赋能”将迫使企业在自利驱动下主动寻求与党组织的价值耦合。
其次，重塑组织活动的内容形态，实现“组织生活”与“业务攻关”的深度融合。可推行“嵌入式党小组”模式，即在研发团队、市场突击组、重大项目中建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将业务痛点作为组织活动议题。此模式既能突破传统支部的时空束缚，又能使党员的身份认同与职业成就实现双向奔赴，从而彻底激活微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再次，构建党务人才的职业化认证与市场循环机制。应参照国际通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设立“两新”党务工作者的等级认证体系，打通其向企业高管及政府智库输送的通道。当党建工作被视为一种可计算的“人力资本”投资时，企业进入的门槛与人才的留存率将同步提高。
四、话语体系的调适与企业文化的共生
组织力的深层效能还取决于党建话语与企业管理话语之间的互译能力。传统政治话语的“宏大叙事”在崇尚效率至上的“两新”场域中常显格格不入。因此，党建工作者应主动将讲政治转化为“讲规范”“讲风控”“讲韧性”，利用企业周会、内刊、OA系统等渠道，完成话语的“软着陆”。例如，将“两个维护”与“职业操守”结合，将“组织纪律”转化为“项目合规流程”。通过这种话语转译，使党组织的价值主张成为捍卫企业长效利益的有效工具，而非外部强制性的规训。企业文化也由此获得“韧性内核”——既有市场化的敏捷，又有组织化治理的底蕴。
结语
“两新”组织党建的组织力，本质上是政党逻辑与市场逻辑在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互动产物。它既不能沦为纯粹的工具理性，也不应固执于僵化的价值宣教。唯有在制度、资源、人才与话语四个维度同步完成自反性重构，才能实现组织力从虚到实、从散到聚、从优到精的跃迁。当党组织真正成为企业风险抵御的“稳压器”、资源撬动的“放大器”、员工凝聚的“核心环”，其组织力的效能量变终将引发治理范式质变，使“两新”党建从政策要求升华为组织发展的内生需求。这既是时代赋予党建工作的挑战，也是制度创新的机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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