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其核心在于实现国有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的有机融合，进而激活企业内生动力。然而，随着产权结构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深刻转变，传统国有企业中行之有效的党组织运行模式，在新经济形态下面临着组织定位模糊、作用路径受阻、功能发挥弱化等多重挑战。如何在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交织中，既不越位干预经营，又不失位虚化党建功能，已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物理混合”走向“化学融合”，党建功能的有效发挥既是政治要求，更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落脚点。

一、组织嵌入的“形”与“神”：治理结构中的权责边界困境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基础在于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是“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制衡结构。而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法定地位，虽已通过公司章程修订等方式实现“入章”，但在具体操作层面，面临着权责边界模糊的现实问题。一方面，部分国有股东方将党建参与简单等同于“政治干预”，在实际运作中过度强调党组织的“前置决策”权，导致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市场化决策效率下降，引发非国有股东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若过分弱化党组织在重大事项中的把关定向作用，又可能使党建流于形式，仅仅成为挂牌式的“政治摆设”。这种“嵌入”与“越位”之间的张力，本质上源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同资本主体对权力分配的不同预期。当党组织的政治意图无法有效转化为企业可接受的商业逻辑时，党建功能便难以在治理层面真正落地生根。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党委（党组）书记往往由董事长兼任，这种“一肩挑”的模式虽有助于协调党政关系，却也容易造成决策权与监督权的重叠，导致党内监督的独立性丧失。在多元产权共存的格局下，非国有股东对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合法性虽然不公开质疑，但在实际运作中常常通过公司章程的模糊化表述、议事规则的差异化设置来限制党组织的实质介入。由此形成了“组织有地位、功能难作为”的尴尬局面，党建功能发挥陷入“看得见、够不着”的泥潭。

二、价值认同的分化：不同产权主体间的目标冲突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显著特征是多元股东的利益诉求并存。国有资本追求长远发展与战略导向、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而非国有资本则更侧重盈利能力与投资回报的最大化。这种先天的价值取向差异，直接投射到党建工作的认知层面。不少非国有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认为，党建工作属于“行政负担”，不仅无法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反而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管理复杂度。深究其因，一方面在于部分投资方对党在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缺乏深层理解，另一方面也源于部分党建活动存在形式化、内卷化倾向，与企业经营实际脱节。

在价值观碰撞的过程中，党组织作为政治组织的核心功能——凝聚人心、协调利益、引领方向——难以充分发挥。例如，在企业制定薪酬分配方案、干部选拔标准乃至重大投资方向时，国有股东往往强调“公平”与“合规”，而非国有股东则执着于“效率”与“回报”，双方若缺乏有效的政治沟通与价值整合机制，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便无从转化为协调利益矛盾的制度优势。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混合所有制企业出于“稳住非公股东”的考虑，在党建工作中刻意“隐身”或“弱化”，导致党组织实际上沦为企业的“边缘部门”，其主要职能退化为组织活动、收缴党费等事务性工作，失去了在重大决策中“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应有功能。

三、工作载体的脱嵌：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的困境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成效的重要标志，但现实中，“两张皮”现象普遍存在且治理难度较大。一方面，部分企业照搬国有独资企业的党建模式，机械套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传统组织生活形式，未能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多元、管理层级灵活、员工身份复杂的特点进行创新。这些活动往往时间安排与生产节奏冲突、内容设计远离业务实际，导致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党建挤占工作、填表代替实干”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过分强调党建工作的“量化考核”，将党建工作简化为记录本、台账、汇报材料的“纸面工程”，忽略了党建工作最根本的“人”的维度。

这种脱嵌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党组织未能准确把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病灶”在哪里、党员的“痛点”是什么。党建工作的真正载体，应是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难点攻关、技术革新中的党员先锋、安全生产中的党员责任区，而非脱离业务场景的“自说自话”。当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不在一个频道共振时，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服务功能便无法通过有效的载体向生产一线渗透，党建工作的边际效用自然递减。尤其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非党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占比较高，如果党组织缺乏嵌入业务流程的活动载体和沟通平台，就容易导致这部分核心人群游离于党建辐射范围之外，形成党建与业务“组织上联、心理上离”的隐性脱节。

四、党务工作力量的配置与能力错位

混合所有制企业通常追求扁平化管理模式，人员编制精简，党务工作力量往往被压缩到极限。传统国有企业“专职党务工作者”占比高、配备强的做法，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难以复刻。许多企业面临基层党组织书记由业务骨干兼任，却因缺乏系统党建知识与时间精力，只能完成“规定动作”，无法开展有深度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出于控本增效的考虑，部分非公股东方甚至建议将党建工作外包或合并至行政部门，导致党务工作专职化、专业化水平严重不足。这种力量配置上的错位，使得党组织在面对复杂舆情、群体性矛盾或重大利益调整时，缺乏足够的人力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组织功能发挥大打折扣。

更为棘手的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党员队伍流动性大、身份多样化（既有原国企职工，也有新招录的市场化人才，还有外方指派的管理者），基层党组织在党员教育管理上面临“管不住”、“连不上”的现实问题。部分企业党务工作者自身的业务素质与治理能力不足，既听不懂财务术语，也看不懂商业谈判，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时，难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或政治把关，从而丧失了在决策层面的实际话语权。归根结底，党务力量的“弱化”表现为能力不足，但根源在于企业在组织架构设计中，将党建视为成本而非投资的错位认知。

结语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党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设组织、挂牌子”的过程，而是一场在多元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复杂实践。“嵌入”是结构实现的起点，“融入”才是功能发挥的终点。破解难点，关键在于锚定党建功能在企业价值链中的定位：它不仅是政治正确的符号，更是化解治理摩擦、凝聚改革共识、激发组织活力的重要机制。面向未来，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应着力构建“柔性引领”的工作范式——在治理层面，建立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为桥梁的规范议事规则；在机制层面，设计以项目攻坚、党员突击队为载体的“党建+业务”融合模型；在人员层面，培养懂党建、懂业务、懂管理的复合型党务人才。唯有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的效能优势，使党建功能成为各方股东都能感知到的正向价值增量，混合所有制企业才能真正实现从“物理混合”走向“化学融合”，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