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的使命已从单纯的技术技能传授，转向培养兼具工匠精神、人文素养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文化育人作为立德树人的隐性软实力，正日益成为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议题。然而，面对生源结构多元化、产教融合深度化以及校园文化同质化等多重挑战，高职院校在推进文化育人的实践中，往往呈现出“有形式少内涵、有活动少体系、有口号少实效”的尴尬局面。如何从文化自觉走向育人合力，实现文化基因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当前高职教育改革亟需破解的关键命题。
一、理念重塑：文化育人的价值逻辑与时代内涵
文化育人在高职院校中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工具理性”的超越。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偏重技能训练与岗位适配，容易将学生窄化为“技术操作者”。而文化育人通过人文精神的浸润，帮助学生在掌握谋生技能的同时，建立起对职业的认同感、对生命的敬畏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技术+人文”的融合，塑造的不仅是一流的技术工人，更是具有完整人格的现代公民。
其次，文化育人是高职院校形成特色品牌的核心路径。每一所高职院校都植根于特定的行业背景与地域文化之中。将行业企业文化、地方非遗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资源转化为育人要素，能够使校园文化摆脱千校一面的窠臼，形成不可替代的辨识度。例如，以制造业见长的院校可深度挖掘工匠精神的历史谱系，而旅游类院校则可融入区域民俗文化体验课程，使文化成为一种可感知、可传承的隐性课程。
二、现实表征：文化育人实践中的三重困境
尽管各院校在文化育人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但在实际操作中，以下三个维度的矛盾十分突出。
第一，文化内容与职业属性的断裂。部分院校的文化建设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传统文化讲座、艺术展演等活动虽形式上丰富，却与学生的专业学习毫无关联，难以激发职业认同；另一方面，实训室、车间等场所的精神文化建设薄弱，大量“技能至上”标语苍白空洞。文化未能渗透到专业教学的全过程，导致学生认为文化课是“无用负担”，技能课是“枯燥劳作”，二者的割裂使育人实效大打折扣。
第二，主体参与度与制度保障不足。目前多数高职院校的文化育人仍以团委、学工部门为主导，专业课教师与企业导师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学生的主体性亦未被充分激活，从活动策划到实施反馈，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推进。此外，缺乏科学的长效机制——文化育人的成效难以量化考核，导致其在绩效评价与资源分配中处于边缘地位。许多精品项目随负责人调动而难以为继，形成“人走茶凉”的断档局面。
第三，文化育人路径的同质化与浅表化。在追求快速成果的心态下，部分院校热衷于“造景”而非“铸魂”。例如，建设了豪华的校史馆却缺乏日常教育功能，举办了盛大的艺术节却流于演出形式，缺乏对文化价值的深层追问与反思。各院校之间的活动形式高度雷同，“传统文化节”“技能文化月”虽名称各异，但内核趋同，缺少对自身行业属性与地域文化精髓的创造性转化。
三、实践探索：多维协同的文化育人模式建构
针对上述问题，部分先行高职院校通过深度的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已探索出一些富有成效的实践模式。
（一）课程渗透：构建“专业+文化”的复合课程体系。文化育人的主阵地是课堂。优秀的实践表明，应将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行业伦理等文化要素融入专业课程标准。例如，在机械制造类课程中引入“百年老字号”的传承故事，在护理专业课程中嵌入医者仁心的人文情怀。同时，开发校本通识课程，如“制造业文化史”“职业伦理与人生规划”等，使文化教育从选修走向必修，形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协同。教师采用项目制教学，鼓励学生以文化视角审视技术问题，引发深层的价值共鸣。
（二）环境浸润：打造处处可育人的文化生态空间。高职校园不仅是学习场所，更是文化载体。实践表明，从物理空间到制度空间，均应体现育人导向。一方面，可以将校史、杰出校友事迹、企业创新文化转化为校园景观——在实训走廊设置劳模事迹墙，在图书馆设立工匠精神主题阅读区。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文化保障价值引领，如建立“企业导师文化沙龙”制度，定期邀请行业领军人物分享职业生涯中的文化与道德抉择，使抽象的精神具象化。
（三）品牌引领：培育具有职教辨识度的文化项目。避免同质化的关键，在于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打造特色品牌。例如，某交通类高职院校依托铁路行业背景，长期开展“轨道上的中国”社会实践，将高铁建设中的团队协作、攻坚克艰精神转化为育人资源；某农林类院校则结合乡村全面振兴战略，通过“田野课堂”让学生感悟农耕文明与现代农业的对话。这类品牌项目的核心在于实现了文化传承与职业使命的共振，而非简单的活动堆砌。
四、突破路径：构建协同联动的文化育人新机制
文化育人的深化，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微观执行的全方位变革，建立一种多方参与、常态长效的运行机制。
首先，强化制度供给，将文化育人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教育主管部门与院校应联合制定文化育人的质量标准，设立专项经费与督导机制。对教师的评价应包含课程思政效能、文化育人成果等指标；对学生的评价则应引入“文化素养学分”，将参与文化活动、完成文化任务与毕业条件、评奖评优挂钩。唯有“硬约束”才能保障“软实力”的落地。
其次，打破主体壁垒，建构校企协同的文化育人共同体。单一院校的文化资源毕竟有限。高职院校应与行业企业、博物馆、文化场馆等共建育人基地。例如，将企业文化培训前置到学校，使学生在校期间便通过“企业开放日”“文化研学”等了解职业伦理；企业与学校可联合开发“文化工匠”养成项目，让技术导师与文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完成文化实践项目，实现校企文化的双向赋能。
最后，赋能数字技术，拓展文化育人的时空维度。针对高职学生喜用数字化媒体的特点，应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育人平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现传统文化场景，建设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馆；利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学生的文化素养发展轨迹，实施精准推送与个性化指导。数字化不仅使文化资源可复制、可传播，更使育人的过程可测评、可优化，从而摆脱浅表化的困境。
五、结语
新时代的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绝非简单的“文化加技术”板块拼接，而是一场涉及教育理念、课程体系、校园生态与保障机制的深度变革。从当前的实践来看，虽已在局部领域取得突破，但整体上依然面临着理念碎片化、参与主体单一化与路径浅表化等突出问题。未来，高职院校必须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以协同机制为核心，以数字赋能为抓手，真正将文化的雨露浸润到每一堂课、每一项活动、每一位师生的精神世界之中。唯有如此，高职教育才能培养出既懂技术、又通人文，既有职业本领、又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大国工匠”，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技强国”的教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