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长期以来，基层治理实践多聚焦于“管理”维度，强调秩序维护、矛盾化解与任务落实，其核心逻辑偏重于控制与效率。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与人民群众需求的多元化，单纯依赖管理手段的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性：治理主体间协同不足、公众参与动力匮乏、基层社会内生力薄弱等问题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育人导向”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坐标进入基层治理研究与实践视野——它强调治理过程不仅是解决具体事务，更是塑造公民素质、涵养社会资本、激发社区共同体的自我生长能力。本文旨在探讨育人导向如何为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试图揭示一条从“外部管控”走向“内部生长”的治理转型逻辑。

一、育人导向：基层治理的逻辑重构

传统基层治理往往遵循“问题—回应”的线性模式，其行为逻辑以行政任务为导向，将居民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育人导向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将治理的终极目标指向人的发展——即通过制度化安排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培育居民的责任意识、公共精神与参与能力。这种转向并非对管理功能的否定，而是对治理内涵的深化：当个体在治理过程中不仅是被服务者、被管理者，更是参与者、共建者时，治理系统的内生动力便被激活。从协同视角看，育人导向要求基层治理摒弃“单打独斗”的路径依赖，转而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多元互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各方不是简单的资源交换关系，而是通过共同学习、共同行动实现能力跃升，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协同结构。

二、协同困境的症结：能力赤字与信任断裂

当前基层治理协同面临的突出障碍，往往被归因于制度设计不完善或资源配置不均。然而，深入观察不难发现，更深层的制约在于“能力赤字”与“信任断裂”。一方面，部分基层工作人员习惯于指令式执行，缺乏引导、激励与赋能居民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居民长期处于“被管理”的角色中，逐渐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敏感性与参与意愿，甚至对治理主体产生疏离感。这种双向能力的不足，使得协同沦为“形式上的协商”或“任务型的配合”。例如，某些社区的议事协商机制虽已建立，但参与者普遍缺乏理性表达与化解分歧的素养，导致讨论流于争吵或沉默。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引入育人机制，将能力培育嵌入协同过程之中。

三、以育促协：强化协同的三重路径

（一）制度嵌入：将育人目标纳入协同框架

强化基层治理协同，首先需在制度层面为育人留出空间。这意味着在制定治理方案、设计协商机制时，不应仅仅聚焦于“事”的解决，更需考量“人”的成长。例如，社区事务协商会除了讨论具体议题外，可设置“能力模块”，通过规则讲解、情景模拟等方式提升参与者的表达与议事能力。又如，在基层项目申报与绩效评估中，将“居民参与度”“公民素养提升”等指标纳入考核，从源头上引导治理主体关注人的变化。这种制度嵌入，能使协同过程同时成为教育过程，从而避免陷入“为协同而协同”的形式主义。

（二）平台赋能：构建协同育人的实体载体

协同的落地需要具体的载体。应着力打造一批兼具服务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基层平台，如社区学堂、公共客厅、邻里互助中心等。这些平台不仅是资源输送的窗口，更是居民互动、学习与共创的场域。以社区学堂为例，它可承载政策宣讲、技能培训、兴趣课程等多种功能，但关键在于其运营模式应体现“共同治理”原则：由居民自主组织课程、自主管理运营、自主反馈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居民逐步积累组织协调、公共决策与团队合作的经验，协同能力自然生长。平台赋能的核心，在于将“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共建”，使育人成为协同的自然产物而非外部附加任务。

（三）骨干培育：发挥关键少数人的辐射效应

在任何协同网络中，骨干成员的带动作用都不可忽视。基层应着力发现、培训并支持一批具有公共热情与组织潜力的“社区领袖”或“楼栋长”。这些骨干不仅承担信息传达、矛盾调解等日常事务，更应被赋予“育人者”角色——通过示范、辅导与激励，带动其他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政府和社会组织可通过系统化培训项目，提升骨干在沟通、策划与资源链接方面的专业素养，并为其提供小额资金支持与容错空间。当骨干群体具备较高能力与公信力时，协同网络的“黏性”将显著增强，育人效应亦会通过人际网络自然扩散。

四、机制设计：保障育人协同的持续运转

育人导向的协同强化不能依赖运动式推进，而需要建立长效化机制。首先，应完善反馈与评估机制，将居民能力的变化（如公共事务参与率、协商成功率、基层社会组织数量等）纳入治理绩效考量，倒逼治理主体重视育人效果。其次，建立知识共享机制，鼓励不同社区、不同区域交流协同育人的成功案例与失败教训，形成可复用的方法论。再次，创新激励机制，对在协同育人中表现突出的组织与个人给予精神表彰、资源倾斜或政策优惠，强化正向引导。最后，注重代际传递，通过“小手拉大手”的亲子活动、长者经验分享等设计，让育人效应跨越家庭与代际，从而营造持续向好的基层文化生态。

结语

走向协同的基层治理，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变革。育人导向所指向的，并非简单的技能传授或知识灌输，而是通过治理实践的场域重塑，激发个体的主体性、公共性与创造力。当每一位居民在参与中学会协商、在共建中感受责任、在互助中收获成长，基层治理的协同便不再是外部强加的任务，而成为内部驱动的自觉行动。从管理到育人，从支配到赋能，这一价值转向的实现，不仅关乎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更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根基——一个拥有自治能力、公共精神与协同智慧的公民社会。这或许正是当前基层治理实践最值得期待的远景。而实现这一远景，需要每一个治理主体放下短期的效率焦虑，转而以耐心与匠心，投身于这场润物无声的育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