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驻村工作队作为连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键中介力量，其社会号召力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地效果与治理效能。社会号召力不仅体现为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更包含在复杂乡村场域中建立的信任关系、价值认同与集体行动能力。然而，随着乡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多元分化以及群众工作对象代际更替，部分驻村工作队面临"身入心不入""理在情不在"的困境，传统号召模式的效果边际递减。如何从制度设计、情感联结、利益协调与能力建设等维度系统优化驻村工作队的社会号召力，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既富又安的重要课题。本文立足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分析当前驻村工作队社会号召力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系统性优化思路。

二、驻村工作队社会号召力的内涵解析与现实意义

社会号召力本质上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影响力，它区别于行政权力带来的强制性服从，根植于群众对工作队成员的个人品德、专业能力、情感投入以及发展带动作用的自觉认同。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驻村工作队的社会号召力包含三重维度：一是政治信任度，即群众对工作队贯彻中央政策、维护公共利益的信任基础；二是利益关联度，即工作队能否有效回应群众最关切的增收、基建、公共服务等现实诉求；三是情感契合度，即工作队是否以平视姿态融入乡村熟人社会，实现从"外来人"到"自己人"的身份转换。优化社会号召力，实质上是将制度赋予的"权力合法性"转化为群众内心的"心理合法性"，这是避免"悬浮式治理"、实现乡村内生性发展的逻辑前提。

当前，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但乡村振兴的阶段性目标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全面推进五大振兴"，群众需求也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跃迁。有些工作队仍沿用"给钱给物"的简单动员方式，忽视能力建设与长远规划；有些过于依赖行政命令推动工作，缺乏与群众的深度协商；还有些在村时间虽长，却始终是"局外人"角色。这些现象表明，社会号召力的退化不仅影响具体项目推进，更可能削弱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因此，必须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审视和优化这一核心能力。

三、制约驻村工作队社会号召力的核心因素分析

（一）制度激励与权责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驻村工作队处于"双重嵌入"的制度环境中：一方面要接受派出单位的垂直管理，另一方面要服从乡镇党委的具体调度。这种结构容易导致"条块分割"下的权责错位——工作队承担大量台账填报、迎检考核等行政事务，分散了深入了解村情民意的时间精力。同时，激励机制侧重短期显性成果（如引进项目数量、产业规模增速），而非群众满意度、组织动员效率等软性指标，导致部分干部倾向于"做盆景"而非"育森林"。此外，驻村期限的流动性（通常为2-3年）与乡村治理的长期性之间存在张力，部分干部存在"镀金"心态，难以沉下心构建深度信任关系。

（二）群众工作方法中的"代际鸿沟"与"经验失效"

当前农村群众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年长者更看重面对面沟通、情感帮扶与公平感；年轻一代则注重机会获得、政策透明度与数字化服务。部分工作队沿用脱贫攻坚时期"挨户走访、苦口婆心"的工作模式，却忽视了中青年群体对参与式治理、信息公开的更高期待。在村民会议、项目决策等场景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协商程序，仅凭工作队"代言"而非村民"表达"，就会削弱群众的主体感，使号召力沦为单向度"灌输"。同时，针对乡贤、退役军人、返乡创业青年等新型主体的差异化引领策略尚属空白，未能将潜在"关键少数"转化为社会号召力的传播节点。

（三）乡村利益格局分化与公共精神弱化的交织挑战

乡村社会从同质化走向异质化，不同群体在土地流转、产业分红、公共服务供给等议题上的利益协调难度增大。部分地方出现"福利竞赛"式帮扶，即哪支工作队给的补贴多、项目就受欢迎，这种"物质化"号召力虽能短期见效，却会滋生等靠要心理，破坏村庄公共精神。当群众将驻村工作队的价值等同于"能带来多少实惠"时，一旦物质激励减弱或停止，社会号召力便会急剧下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个别工作队在介入村庄利益分配时缺乏制衡机制，容易陷入"选择性服务"或"资源截留"的质疑中，损伤公信力。

四、优化驻村工作队社会号召力的系统路径

（一）以制度重构激活内生动力：从"行政嵌入"到"治理融合"

第一，建立权责清单与减负机制。明确工作队在产业发展指导、矛盾调解、人才培育等核心领域的职责边界，剥离非必要的行政事务，将村干部从"陪会""填表"中解放出来。第二，改革考核体系，增加"群众评价权重"——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工作队信任度、群众参与度、集体行动能力等进行年度测评，将结果与干部晋升、表彰直接挂钩。第三，创新"传帮带"制度，建立前后任工作队之间"三个月重叠期"机制，确保经验传承不中断、群众关系不断线。同时，应赋予工作队对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小型公益项目立项等事务的更大建议权与监督权，使其真正成为村庄发展的"共同责任人"而非"旁观者"。

（二）以精准滴灌深化情感联结：构建"情感-利益-价值"认同链

驻村工作队的干部应摒弃"官本位"思想，主动从"会议室"走向"田埂上"，利用夜谈会、火塘会议等场景实现"语言同频、情感共振"。值得强调的是，情感联结不应停留在吃一顿饭、送一袋米等浅层关怀，而要嵌入利益协调之中。例如，在处理宅基地纠纷、集体收益分配等敏感问题时，工作队应坚持"程序正义优先"，通过组建村民协商小组、公开决策过程等方式，让群众看到"公平比平均更重要"。此外，要重视发挥乡村能人、返乡精英的"桥接"作用，通过吸引他们参与合作社管理、文教活动组织等，将工作队的组织意图转化为村民的自发行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往往比直接号召更有效率。

（三）以能力提升重塑干群互动：打造"数字+社群"多元动员体系

数字化技术为乡村治理带来新可能。驻村干部应主动学习运用短视频、村务微信群、小程序投票等工具，建立"线上议事+线下落实"的闭环机制。例如，在推进垃圾分类、厕所革命等系统性工作时，通过直播讲解政策、在线展示成效、实时收集反馈，可大幅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损耗。但必须警惕"技术替代主义"——线上工具只是辅助手段，核心仍在于线下深度互动。此外，还需提升工作队在产业发展规划、金融政策解读、法律风险咨询等领域的专业素养，当其真正能为群众提供"如何盘活闲置宅基地""怎样申请创业贷款"等精准解决方案时，号召力自然水到渠成。

（四）以公共治理培育乡村共同体：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

驻村工作队的终极目标是让村庄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必须"授人以渔"。一方面，应帮助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将群众从"被动员者"转变为"组织者"。例如，由村民自发推选"卫生监督员""项目监理人"，工作队仅提供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这种方式能显著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要注重培育"村社共同体"文化，通过举办农民运动会、传统节日庆典、创业沙龙等公共活动，修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的社区纽带。当群众将驻村工作队视为"共同体建设的同行者"而非"高高在上的指导者"时，社会号召力便从外部输入转化为内生凝聚。

五、结语

驻村工作队社会号召力的优化绝非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关乎乡村治理现代化本质的深层命题。它要求从制度供给的刚性与群众工作的方法、利益协调的精准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在实践中，没有一劳永逸的"工具箱"，只有扎根乡土、眼中有人的"长期主义"。当每一支工作队都能以"自己人"的使命感联结群众，以"解题者"的专业度服务群众，以"铺路石"的胸怀成就群众，乡村振兴的浩荡征程中，便始终涌动着那最根本、最温暖的力量——来自人民真心认同的号召力。这不仅是驻村工作的方法论，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优势所在与价值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