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其效能直接关乎社会秩序稳定与民众福祉改善。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多元分化、群众需求日趋复杂，传统以行政命令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碎片化、动态化的治理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机整合与资源高效配置，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与战斗堡垒，具备政治引领、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独特优势。从组织嵌入的视角出发，强化党建对治理协同的驱动作用，不仅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基层治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困局的关键路径。

一、组织逻辑的张力：基层治理协同的现实困境

基层治理协同要求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及市场主体等多元力量围绕公共利益形成合力，但实践中却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首先，条块分割导致资源碎片化。乡镇（街道）与职能部门之间权责不对等，行政指令在纵向传递中易出现“中梗阻”，而横向协调机制缺失使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呈现“九龙治水”格局。其次，社会主体参与动力不足。由于缺乏有效组织纽带，居民多处于“原子化”状态，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社区自治往往流于形式。再次，协商机制虚化。尽管部分地方建有联席会议、居民议事会等平台，但因缺乏权威力量持续引导，议题浮于表面，决策难以落实。这些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一个能够超越部门利益、凝聚社会共识、贯通治理链条的核心组织力量。

二、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从政治嵌入到网络整合

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组织嵌入与价值凝聚，为治理协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系统性支撑。第一，政治嵌入确保方向统一。党组织通过法定程序将组织意图嵌入基层治理架构，例如实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将党建要求写入自治章程，从而在制度层面实现治理目标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对接。第二，网络整合打破壁垒。依托区域化党建平台，街道社区党组织可联动辖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建立“党建联盟”或“联合党委”，通过资源共享清单、项目认领机制，将原本孤立的治理资源整合为互联互通的协作网络。第三，价值凝聚催生信任。党组织通过党员示范岗、志愿服务先锋队等形式，将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具体行动，在解决停车难、垃圾分类等民生琐事中积累社会资本，从而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的意愿与信任度。

三、协同强化的实践路径：机制、平台与流程再造

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协同强化路径。一是健全“一核多元”的协同机制。确立乡镇（街道）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明晰政府、群团、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权责边界，建立“党建联席会议+专项工作小组”的横向协调架构，并完善“吹哨报到”的纵向响应流程。二是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协同平台。线下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集议事、服务、调解于一体的实体空间；线上开发“智慧党建+治理”数字化系统，实现民生诉求的实时收集、智能分派与闭环反馈，例如上海“一网统管”中的党员先锋岗模块即有效提升了跨部门协同效率。三是实施“项目化+契约化”的协同流程。针对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提升等复杂问题，由党组织牵头提出项目清单，链接政府资金、企业技术、居民人力，以契约形式明确各方责任，并通过“过程评价+结果公示”确保协同质量。在此过程中，党员骨干担任“网格长”或“楼栋长”，发挥信息采集、矛盾化解、政策传导的枢纽作用，使组织末梢与治理单元深度耦合。

四、防止形式化风险：协同强化中的适配与反馈

党建驱动协同必须警惕“组织内卷”与“形式主义”倾向。部分地方将党建活动与具体治理事务割裂，片面追求台账、展板与会议频次，导致“两张皮”现象。解决之道在于建立适配性评估机制：一方面，根据社区类型（老旧小区、新建商品房小区、城乡结合部社区）与问题属性（应急性、常规性、长期性），动态调整党组织介入的强度与方式，避免“一刀切”式的组织覆盖；另一方面，引入群众满意度评价与第三方效能评估，将居民是否受益、矛盾是否化解作为检验协同效果的核心标尺。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捕捉协同过程中的梗阻节点与高频问题，驱动流程的迭代优化。

结 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本质上是组织化程度提升的过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资源整合与流程再造，有效弥合了行政边界与治理需求之间的裂缝。但需清醒认识到，党建引领协同并非万能模式，其效果取决于党的建设质量与治理生态的适配程度。未来，应在保持组织权威的同时，进一步激活社会自组织能力，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从而让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