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制造强国战略深入实施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交汇期，国有制造企业承担着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的双重使命。高技能人才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载体与精益生产的直接执行者，其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不仅关乎个体职业发展的价值取向，更深刻影响着企业技术传承的稳定性、组织文化凝聚力的厚度以及国家战略任务的落地效能。然而，当前部分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重技能轻思想”“重使用轻培养”的结构性倾向，导致价值引领与技能成长脱节。因此，系统剖析当前困境、探索符合高技能人才群体特征的思想政治建设改进方向，具有突出的现实紧迫性与理论价值。
一、高技能人才思想政治建设的特殊性与现实挑战
高技能人才群体具有鲜明的“工匠属性”与“技术主体性”。他们长期深耕一线，对技术真理的追求往往优先于抽象的政治说教，其职业信仰更多建立在“通过精密操作与工艺革新实现价值”的实践逻辑之上。这一特质决定了传统单向灌输式的思想教育手段在群体内部易产生“认知屏蔽”。同时，企业普遍将技能等级、赛绩专利作为高技能人才评价的核心指标，思想政治表现常被边缘化为“软指标”，缺乏可量化的考核介入。此外，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新一代青年高技能人才知识结构更加多元，其价值取向呈现个体化、务实化特征，对宏大叙事与形式化活动存在天然疏离感。这些现实挑战共同构成了当前思想政治建设从“阵地”向“实效”转化的主要障碍。
二、改进方向之一：构建“技能成长与政治素养”双轨融合体系
破解“两张皮”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思想政治建设植入技能人才的全周期培养链条。企业应建立“技能导师+思政指导员”双师制度，在技能传承的关键节点融入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国家安全意识等思政要素。例如，在复杂工装调试、关键技术攻关等场景中，同步展开“技术背后的责任伦理”讨论，通过具体案例让高技能人才理解精密操作与国防安全、民生保障之间的深层关联。此外，制定技能等级晋升的“政治素质硬指标”，将质量诚信、团队协作、遵纪守法等维度纳入晋升评价权重，使政治素养成为技术晋升的刚性门槛。
三、改进方向之二：推动“技术民主化”治理下的思想共建
高技能人才对平等对话与专业话语权的需求强烈。企业应打破行政指令式的教育模式，建立“技术共同体”对话机制。在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实体平台中，组织定期开展“技术哲学研讨”“产业使命分享会”，鼓励高技能人才基于自身技术经验，自主产生对国家战略、行业伦理、国际竞合议题的反思性认知。这种从技术实践出发、自下而上汇聚的思想共识，远比外部灌输更具内化动力。同时，企业决策层应赋予高技能人才在企业重大技改、工艺标准制定中的实质性参与权，通过民主参与强化主人翁意识，将制度性身份的确认转化为政治认同的自然延伸。
四、改进方向之三：精准化运用数字化工具增强教育黏性
传统集体学习、文件宣读等方式难以适应高技能人才碎片化、个性化的时间安排与学习习惯。企业应利用制造执行系统（MES）或企业内部移动工作平台的“学习模块”，实现思政内容的“微课化推送”“场景化嵌入”。例如，在设备维保任务的工单节点，推送与之相关的“质量安全责任简训”短视频；在工艺改进立项流程中，嵌入“知识产权法规与保密纪律”的快速问答程序。通过技术手段将思想政治工作从“大课堂”分解为“微时刻”，降低认知负担，提升触达效率。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人才群体在话题讨论、知识库浏览中的行为偏好，动态调整教育内容供给的核心主题，实现从“统一供给”到“定制牵引”的转变。
五、改进方向之四：营造“工匠荣誉”与“政治激励”的叠加态势
荣誉体系是打通技术追求与政治认同的有效桥梁。企业应将国家级的“技术能手”“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发现与推报，与党内表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等政治通道紧密衔接。对于思想政治过硬、技术贡献突出的高技能党员人才，可探索在子公司、分厂管理层交叉任职，使其在技术决策、安全监督等领域发挥“党员先锋岗”的实际作用。同时，在薪酬福利、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刚性关怀领域，建立“红色工匠”专项倾斜政策，通过资源分配的倾向性，传递“政治素质同样具有市场价值”的明确信号，从而实现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的双重强化。
六、改进方向之五：构建“思想引领—技术反馈”的循环评价机制
思想政治建设不应是一次性的考核闭环，而应成为持续优化的递进循环。企业应建立季度性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贡献”再评价机制，由人力资源部门、技术部门、党群部门联合发起。评价不仅仅是对观念层面的检查，更应落脚于具体的技术行为——如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频率、参与工艺质量改进的质量、团队知识共享的意愿度等。对评价结果优异的高技能人才，应予以技术资源倾斜与精神表彰；对于存在偏差的个体，则启动“技术+思想”双导师帮扶计划，通过项目引导与对话干预实现纠偏。最终，所有数据纳入高技能人才发展档案，为后续的人才配置与战略决策提供支撑。
结语
国有制造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绝非脱离技术现场的抽象教化，而是需要嵌入技能传承的制度肌理、技术民主的治理结构、数字工具的交互生态以及荣誉激励的现实回报之中。唯有通过对价值引领方式的结构性改造，摒弃形式主义窠臼，才能真正实现“大国工匠”在政治素养与技术能力上的双向升华。这既是国企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跃迁的战略保障。未来，该领域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协同仍需持续深化，以回应时代对产业工人“又红又专”的根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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