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认同何以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命题

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正经历从“管理”向“治理”的深层转型。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转向的深层意涵在于：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不仅依赖制度供给与资源分配，更取决于治理主体之间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与利益认同。换言之，治理共同体的本质不是行政单元的集合，而是“心理场域”的凝聚——唯有成员在认知与情感上确认彼此同属一个整体，持续的合作行动才有内生根基。

然而，基层社会的原子化趋势、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新型社区的陌生感，均对共同体认同构成消解。在此背景下，群众工作——这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时期积累的独特政治资源——如何通过嵌入基层治理实践，发挥认同建构的功能，成为亟待理论审视与实践回应的重要命题。

二、价值同构：群众工作重塑治理共同体的意义框架

认同的首要维度是价值共识。治理共同体若缺乏共享的意义系统，成员便难以超越个体利益追求集体行动。群众工作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事实上承担了价值过滤与意义再生产的角色。

一方面，群众工作以“倾听”为前提。基层干部通过入户走访、民情恳谈、议事协商等方式，将群众的零散意见、潜在诉求纳入公共对话。这一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意义编码”——当个体的声音被承认，其关于“公平”“安全”“归属”的朴素期待便转化为共同体可辨识的价值要素。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群众工作者通过反复协商将“保留历史记忆的同时改善生活品质”确立为共同目标，而非单纯推行技术方案。这种做法使抽象的“人民至上”在具体场景中显现，成为可感知的集体信念。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推动“矛盾的价值化转化”。基层治理中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利益之争，但其深层常涉及尊严、信任等价值需求。群众工作通过情感疏导、公正调解，将冲突双方置于“我们”的关系框架中重新审视分歧，使利益博弈升华为共同体的规则认同。此时，“让渡部分利益”不再是零和博弈中的亏损，而是对共同体存续的道德承诺。

三、网络编织：群众工作激活共同体的关系纽带

认同不是抽象概念，它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生成并持存。传统基层社会的认同依靠血缘、地缘等自然纽带维系，而现代城市社区则面临关系网络稀薄化的困境。群众工作的独特功能在于，它以制度化的方式“编织”出新型关系网络，为共同体认同提供坚实的结构支撑。

群众工作催生“嵌入式信任”。不同于基于制度的普遍信任或基于亲情的特殊信任，群众工作者以“非正式代理人”的身份出入楼栋、院落，长期稳定地提供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生活帮扶等公共服务。这种高频次、低门槛的互动，使居民逐渐将群众工作者视为“自己人”，并由此延伸出对社区组织的归属感。例如，许多地方推行的“网格员+楼栋长”模式，本质上就是通过群众工作的日常化，将陌生人之间的淡漠转化为熟人式互赖。

此外，群众工作擅长“搭建参与载体”。从居民议事会到志愿服务队，从微型公益项目到“邻里节”活动，群众工作者嵌入社区后第一件事往往是创造连接机会。这些载体既是资源落地的管道，更是关系生产的场域——当居民共同为小区花坛绿化捐款、一起讨论楼道公约时，他们不仅完成了具体事务，更在协作中确认了“彼此有关”的共同体身份。这种基于行动而非理念的关系网络，比单纯的知识宣教更具认同塑造力。

四、信任修复：群众工作弥补治理共同体的情感赤字

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隐性挑战是情感赤字：居民对公共事务冷漠，对基层干部存疑，对集体行动缺乏信心。这种“信任赤字”直接瓦解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基础。群众工作恰恰以“情感劳动”著称，能够在制度刚性之外注入柔性修复力量。

群众工作的情感修复能力源于其“在场性”。群众工作者要求“身入”更要“心入”，通过长期扎驻社区，能敏锐识别群体情绪的变化节点。譬如，在拆迁安置、物业纠纷等敏感事件中，群众工作者会优先开展“预安抚”——不是强行压制不满，而是通过提前释放信息、承认历史欠账、传递共情信号，打破“官民对立”的预设。这种情绪钝化机制，使个体愤怒不致升级为对治理系统的整体排斥。

更为关键的是，群众工作能够积累“情感资本”。从帮助孤寡老人代购药品，到为流动儿童提供课业辅导，群众工作者的每一次微援助都在向居民发出信号：“这个共同体在意你。”这些小规模、个人化的积极互动，在时间累积中叠合成系统的信任储蓄。当社区面临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需要集体配合的挑战时，这种情感资本便转化为快速响应的行动力。认同在此刻不再是口号，而是“我愿意为集体付出”的实践承诺。

五、制度内化：群众工作落实认同的制度化保障

认同的持久稳定需要制度化支撑。群众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可被嵌入基层治理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从“临时感化”到“长效共识”的跃迁。

在制度层面，群众工作推动形成“回应性机制”。当群众诉求能被快速纳入决策考量（如“接诉即办”机制），民众便感受到“我的意见被认真对待”，这种正反馈强化了对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同。群众工作在此担任的是“传动轴”角色——它保证民意吸纳不是象征性摆设，而是真实驱动制度运行的力量。

同时，群众工作孵化“共识落地的程序”。无论是“四议两公开”中的民主环节，还是乡村“红白理事会”中的协商办法，群众工作者都在协助构建议事规则。这些规则本身既是对集体理性的包装，也是认同的物质载体——当居民认同“少数服从多数但有申诉通道”这一程序时，即便决策结果不如己意，他们仍倾向于接受共同体的权威。认同的理性化即在于：对程序的信任超过对结果的执念。

六、结语：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相互建构

群众工作对基层治理共同体认同的建构，绝非单向的“教化”或“动员”，而是一个双向互塑的过程。群众工作通过价值同构、关系编织、情感修复与制度内化，将“共同体”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治理实践。同时，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也在不断重塑群众工作的目标与方式——它要求群众工作更专业化、更法治化、更可持续。唯有在相互建构中，认同才不会止步于临时和谐，而是沉淀为基层社会的持久底色。这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密码，也是群众工作传统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