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本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系统性社会变革。政策目标的落地、产业项目的开展、人居环境的改善，均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深度参与和内生动力激发。群众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在当前乡村治理场域中，其组织动员模式正经历从“行政命令”向“赋能服务”的深刻转型。然而，在实践中，基层干部在“组织”与“动员”之间往往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完成上级考核指标，另一方面又要回应村民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本文旨在考察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群众工作组织动员的实践形态，剖析其运行逻辑与深层问题，为优化乡村治理路径提供学理反思。

二、 组织动员的实践逻辑：场景、载体与路径

当前的乡村群众动员，呈现出明显的“项目制”与“网格化”叠加特征。在组织场景上，动员已从传统的村社集会场转变为针对特定项目（如土地流转、垃圾分类、厕所革命）的精准入户。基层干部普遍采用“利益关联—情感撬动—典型示范”的复合路径：首先，通过明确政策红利（如补贴、分红）构建利益纽带；其次，利用宗族、乡贤等社会网络进行情感沟通，消除疑虑；最后，培育村级“带头人”或党员中心户，以实际成效形成示范效应。

在组织载体方面，村级党组织、村民理事会、集体经济合作社构成了“三维联动”结构。党组织负责方向把控与资源链接，理事会承担议事协商与矛盾调解，合作社则提供经济激励与就业机会。例如，在多地推行的“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中，动员效率显著提升——党组织将政治势能转化为经济号召力，合作社则将分散的农户绑定在产业链上。这种“以利促动”的模式，在短期内确实降低了动员成本。

三、 群众角色定位的偏移：从“参与主体”到“被动配合”

尽管动员手段日益丰富，但实践中一个显著表征是：群众的主体性并未同步提升。大量调研表明，许多参与乡村振兴项目的村民，其行为模式并非基于对公共事务的主动认同，而是出于“不配合会被边缘化”的从众心理，或是“有补贴就干，没补贴就算”的交换逻辑。这种“工具性参与”导致项目推进时一呼百应，项目维护阶段却无人问津。

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基层干部将“组织动员”简单等同于“组织执行”。在“按时完成任务”的政绩压力下，动员过程常常跳过“协商—共识—承诺”的环节，直接进入“通知—分派—检查”的流程。农民被异化为政策链条末端的执行者，而非决策参与者。当群众表达异议或提出替代方案时，往往被认定为“思想落后”或“故意刁难”，这进一步加剧了干群之间的信任裂痕。长此以往，群众工作从“双向奔赴”退化为“单向指令”，乡村治理陷入“干部干、群众看”的僵局。

四、 动员手段内卷化：形式主义与资源错配

在乡村振兴的考核导向下，部分地区的动员工作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了体现“组织到位”，基层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用于记录、留痕、报材料：入户动员要拍照、开院坝会要签到、建微信群要截屏。这种以“痕迹管理”为核心的动员评价体系，使一线干部疲于应付形式流程，而真正需要投入的深度沟通、利益协调与资源对接工作反而被挤占。

此外，动员资源的错配问题不容忽视。一些村庄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于建设观摩点、示范带，试图通过“亮点工程”激发群众自豪感，从而带动参与。然而，这类投入往往集中在基础设施的“面子”上，对农户迫切需要的技术培训、市场对接、融资担保等“里子”服务供给不足。结果是，硬件越建越新，群众的认同感与获得感却未见同步增长。当动员所依赖的外部资源（如项目资金、驻村工作队）撤走后，许多村庄立刻陷入组织涣散状态，这种“输血式动员”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

五、 结构性张力：制度刚性与乡土逻辑的冲突

更深层的矛盾，源于现代科层制管理逻辑与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上级下达的任务通常具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与量化指标，具有不可协商的刚性。而乡村社会的运作却遵循“差序格局”与“人情面子”原则，讲究先议事后定策、先沟通后行动。例如，某些地方要求“一周内完成全部旧房改造签约”，这在城市社区或许可行，在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村庄，则可能因触犯少数族的的忌讳而引发集体抵制。

基层干部在双重逻辑夹缝中，往往选择“弹性执行”：对不触及核心利益的指标采取变通应付，对硬性任务则动用行政资源实行“饱和式攻坚”。这种策略虽能一时过渡，却使群众工作始终停留在“博弈”层面，难以建立起稳固的制度化契约关系。更值得警惕的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引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治理工具（如小程序投票、AI考勤），这些工具虽然提高了管理效率，却也削弱了面对面互动中建立的情感联结，使动员失去了“人情温度”。

六、 结语：走向协商式动员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群众工作，其组织动员不应再是简单的号召与响应，而应进化为一种以信任为基础、以协商为手段、以赋能为目标的治理艺术。破解当前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三个转向：一是从“任务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将动员的起点从上级指标回归到村民的痛点与期待；二是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赋能”，通过培育乡村自组织能力（如村民议事会、志愿服务队），让群众从“被组织”变为“自组织”；三是从“运动式突击”转向“制度化嵌入”，将动员行为转化为日常化的公共服务与利益协调机制。

唯有将农民真正视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受益者与评判者，组织动员才能跳出“抬脚就走、松手就散”的怪圈，在充满张力的治理实践中，逐渐生长出有韧性的、可持续的乡村公共性。这不仅是对群众工作传统智慧的继承，更是对乡村振兴深层命题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