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者已成为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这一庞大群体中，党员数量逐年攀升，他们身处“单位制”传统组织体系之外，呈现出高流动性、弱依附性和分散化的特征。如何有效吸纳并凝聚这部分力量，使其在党的组织体系中找到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不仅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重大课题，也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当前，新业态群体党员的归属感现状不容乐观，亟需从制度设计、服务供给与文化浸润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一、 现实困境：组织嵌入的断裂与心理疏离
新业态群体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也导致了党组织覆盖的滞后与脱节。首先，组织关系的“口袋化”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劳动关系灵活且频繁变动，许多新业态党员难以将组织关系转入居住地或工作单位，长期处于“隐形”状态。这种组织关系的悬置，直接切断了其与支部生活的联系，导致参加组织生活缺乏制度刚性约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失联”或半失联的状态。
其次，工学矛盾突出削弱了参与动力。新业态从业者多处于高强度劳动状态，工作时间长、休息碎片化，且收入直接与接单量挂钩。在这种生存压力下，要求他们投入固定时间参加线下的组织学习或会议，往往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因此，即便部分党员有意愿参与，也常因精力不足而被迫放弃，导致组织活动出勤率低、质量不高，进一步加剧了党员对组织的疏离感。
此外，身份认同的双重冲突亦不容忽视。新业态党员一方面希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又深陷于算法系统的严密管控之下，个体尊严常被简化为数据指标。当组织关怀未能及时介入其职业困境时，党员容易陷入“我是谁”、“我为何而做”的价值迷茫中，进而产生政治冷漠情绪，组织归属感自然无从谈起。
二、 机制创新：构建灵活高效的组织覆盖体系
破解归属感难题，首要任务是打破物理空间与行政隶属的限制，建立适应新业态特征的动态组织管理体系。一是推行“兜底+分类”的管理模式。对于组织关系暂未转接的流动党员，依托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或行业党委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实行“一方隶属、多重管理”。同时，按行业细分设立功能型党小组，如快递物流党小组、网约车司机党小组，实现精准对接与就近管理。
二是探索“指尖上的党建”新模式。针对工学矛盾，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搭建线上学习平台。通过微信小程序、APP等载体，推送微党课、开展云端主题党日，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学习任务。这并非简单的线下活动线上化，而是重构组织互动的频率与方式，使党建工作融入从业者的日常数字生活场景中，降低参与门槛，提高覆盖面。
三是建立双向反馈的评价激励机制。将党员在新业态领域的工作表现、志愿服务情况纳入积分管理体系，并与评优评先、政策扶持挂钩。例如，对于表现优秀的党员骑手，可在信用贷款、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适度倾斜，让党员身份成为职业发展的加分项而非负担，从而激发内在的组织向心力。
三、 服务赋能：以精准关怀换取情感认同
组织归属感不仅源于制度的约束，更源于服务的温度。党组织必须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角色转变，切实解决新业态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以此作为增强凝聚力的切入点。
首先，强化阵地建设与服务供给。在社区商圈、物流园区等地打造“暖新驿站”、“司机之家”等服务阵地，提供饮水、充电、休息、医疗急救等基础便利设施。这些看似微小的服务，实则是党组织传递关怀的触手，能够显著降低从业者的孤独感与被边缘感，使其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
其次，关注职业发展与权益保障。新业态党员往往面临职业技能单一、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党组织应联合人社部门、行业协会，定期开展技能培训、法律维权讲座和心理健康辅导。特别是针对职业倦怠和心理压力，引入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党员重建职业自信。当组织能够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提升其职业安全感时，党员对组织的信任度与依赖度将显著提升。
最后，鼓励参与基层治理，实现价值转化。引导新业态党员化身“移动探头”和“治理助手”，在巡查安全隐患、传递社情民意中发挥作用。通过赋予其新的社会角色，使其从被动的服务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治理主体，从而获得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感，这种成就感是巩固组织归属感的最深层动力。
四、 结语
新业态群体党员的组织归属感建设，是一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它不能仅靠行政命令强行推进，也不能寄希望于自然演化。必须在尊重新业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组织形态适配其流动性，通过精准的服务供给回应其需求，通过价值的引领重塑其认同。唯有如此，才能将分散在城市的“红色细胞”紧密凝聚起来，使新业态群体党员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实现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未来，随着平台经济形态的不断演进，这一领域的党建研究仍需持续深化，以期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更具前瞻性的实践方案。
微信扫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