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的“神经末梢”，其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关乎执政根基的稳固。群众组织力，作为组织力的核心维度之一，不仅是党动员、凝聚、引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体现，更是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中介。然而，在快速的社会转型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群众组织力的发挥面临着从传统“动员式”向现代“参与式”逻辑转换的深层挑战。如何审视这一现实变迁，辨析群众组织力的真实作用与潜在困境，已成为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不可回避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一、群众组织力的内涵擘画与基层治理中的功能性定位

从学理层面界定，群众组织力并非简单的“领导群众”或“管理群众”，而是党组织凭借其政治权威、服务能力与情感纽带，促使分散的个体自觉转化为有序的集体行动力量。在基层场域，这种力量具体表现为三种相互关联的功能形态：其一，政治整合功能。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网络覆盖与价值引导，将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众纳入党的制度框架，实现利益协调与共识凝聚。其二，资源动员功能。借助党员骨干、积极分子与社区自治组织，党组织能够高效调配社区内的人力、物力与信息资源，回应公共服务短板。其三，社会教育功能。依靠组织生活、政策宣讲与榜样示范，潜移默化地提升群众的政治认同与公共精神。这三种功能共同构成了基层党建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覆盖”的支撑体系。

然而，功能定位的明晰并不等同于实践效果的达成。群众组织力的发挥，本质上依赖于党组织与群众之间建立双向的、可持续的信任机制。这需要基层党组织摆脱“代理执行”的角色惯性，真正嵌入群众的生活世界与利益网络之中，将组织触角延伸至小区楼栋、网格单元乃至社交平台。唯有如此，群众组织力才能从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效。

二、现实场域中群众组织力发挥的有效实践与机制创新

近年来，各地在探索提升群众组织力的过程中，涌现出诸多富有成效的实践模式。归结而言，其共性特征在于构建了“党建引领-群众参与-服务闭环”的良性循环。首先，“红色物业”与“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化运作，打破了传统行政化壁垒。通过将党组织力量嵌入居民最常接触的物业服务与社区服务环节，实现了从“有事找社区”到“有事找党员”的日常化转变。群众在解决停车、绿化、邻里纠纷等具体事务中感知到党组织的在场，组织凝聚力由此而生。其次，“网格化党建+议事协商”的制度创新，为群众的日常参与提供了结构化渠道。以楼栋党员为核心，推动居民议事会、恳谈会常态化，使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与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在同构的空间内交互。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社会矛盾的风险敞口，更培育了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公共能力。再者，数字化赋能的“云端党建”开辟了虚拟空间的动员新场域。利用微信小程序、社区App等工具，基层党组织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快速回应群众诉求，并在舆情引导、志愿服务招募、政策解释等方面实现高效互动。这些实践表明，群众组织力的提升并非依赖行政权力的强制性扩张，而是需要依靠精细化服务、制度化参与与技术化联结的综合驱动。

三、群众组织力发挥的结构性困境与现实阻滞

尽管实践创新不断涌现，但从系统视角审视，群众组织力的实质性提升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阻滞。其一，角色定位的“悬浮化”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基层党组织过度承接上级摊派的行政事务，陷入“表格化”与“迎检化”的忙碌之中，导致其用于深入群众、回应个性化诉求的时间与精力被严重挤压。基层党组织由此演变成“准行政机构”，其社会动员功能出现弱化。这种“行政化内卷”使得组织在群众眼中变得“高高在上”，缺乏情感共鸣。其二，组织动员的“形式化”与“运动化”倾向较为普遍。在某些场景中，群众参与往往被简化为“喊口号”“拉横幅”或完成特定指标下的“出席率”与“参与率”，群众真实的利益诉求与能动性被忽视。这种浅层化的参与体验极易消耗群众对组织的信任感，导致“动员式回应”变成“被动式应付”。其三，新兴社会空间与流动人群的“组织盲区”亟待突破。随着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如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群体的扩大，传统的单位制与户籍地管理模式难以覆盖这一群体。基层党组织受限于资源与权限，往往难以有效触达这些处于非传统雇佣关系下的劳动者，群众组织力在这些领域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其四，干部能力素质的结构性错配也是关键掣肘。在日益复杂的基层治理情境中，部分基层党务工作者仍习惯于“发号施令”或“行政命令式”的旧有工作方法，缺乏运用协商、沟通、共情等柔性手段聚合民意的能力。领导方式与治理对象的脱节，直接削弱了组织动员的感召力。

四、提升群众组织力的路径优化：从嵌入到融合的治理重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跳出单一的技术性修补，而转向治理逻辑的结构性重构。第一，推动组织形态从“行政嵌入”向“社会建构”转型。基层党建不应局限于在体制内循环，而应主动融入社区社会网络，成为群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要削减形式化的行政考核权重，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大的自主空间去识别和解决辖区内的真实公共议题。通过培育社区领袖、扶持草根志愿组织，将党组织的领导力内化于群众自组织的运作之中。第二，重构参与机制，实现从“动员式参与”向“协商式治理”跨越。应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群众利益表达与协商平台，确保群众在决定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公共事务决策中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应前置进行民主协商与听证，使组织力建立在对群众意愿的充分尊重之上。第三，实施精准化的服务供给，以适应分层化、异质化的群众需求。针对不同群体（如老年群体、青年群体、流动人口），开发差异化的组织联系与服务项目。例如，为青年人提供职业发展与社交空间，为老年人提供照护与精神文化服务，使党组织成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第一求助对象”。第四，强化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培训，补齐“技能短板”。应着重培养干部运用新媒体进行沟通的能力、建设性地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以及开展社区工作的专业素养，让组织者本身成为具有感召力的群众工作专家。

结语

群众组织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决定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领导权威与资源汲取能力。当前，面对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与治理重心下沉的多重背景，基层党建需深刻反思群众组织力发挥中存在的行政化锁定、形式化动员与群体覆盖不足等现实问题。唯有以深化服务为根基，以制度化协商为路径，以数字化赋能为手段，从而真正将组织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效能，方能在新时代的基层社会中筑牢党长期执政的民心根基。提升群众组织力，不仅是一项能力建设工程，更是一场重塑党群信任关系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