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治理对象”到“治理主体”的范式转换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型。传统以行政管控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逐步让位于以多元协商、共建共享为特征的“治理”体系。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群众工作——这一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优势，正面临如何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框架中重新定位与功能再造的重大命题。实践表明，群众工作并非简单的历史遗产，而是能够成为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困局的关键变量。当前，将群众工作深度融入社会治理，既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在当代的实践回应，也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构建韧性社会的内在要求。本文旨在通过对典型实践的观察，剖析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融合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优化思路。

二、群众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典型经验

（一）组织嵌入：党建引领下的网格化服务机制

各地实践普遍证明，党组织是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融合的核心枢纽。在诸多城市社区，以“红色网格”为代表的组织嵌入模式正成为主流。通过将社区划分为若干基础网格，党员干部、下沉力量与网格员共同组成服务团队，实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这种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过去被动响应式的工作方式，转化为主动发现、提前介入的前置化服务。例如，在一些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垃圾分类等公共事务推进中，网格员不再是单纯的“传声筒”，而是通过入户走访、居民议事会等形式，在矛盾未激化前即完成利益协调，降低治理成本。

（二）情感联结：协商民主与社区公共精神的重塑

治理的难点往往不在于制度供给不足，而在于居民参与度低、公共精神缺失。群众工作在此处的切入路径是“以情感促认同、以协商促共识”。部分地区探索的“邻里圆桌会”“板凳议事会”等实践，本质上是在基层场域中重建信任关系。群众工作者通过“拉家常”、共同参与社区微更新项目等柔性手段，打破居民之间的陌生感与疏离感。这种非正式的协商过程，比刚性的行政指令更能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当居民感受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诉求得到回应时，其从“围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的动力显著增强，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随之被激活。

（三）工具创新：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服务与风险预警

数字化转型为群众工作嵌入社会治理提供了技术跳板。智慧社区平台、便民服务小程序等工具，极大拓展了群众工作的触达范围与响应速度。理论上，数字化能够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实践中，更关键的功能在于风险感知与精准画像。例如，通过分析居民水电缴费数据、12345热线投诉热词、网格员上报事件类别，可以初步识别哪些区域存在邻里纠纷高发风险、哪些群体存在特殊救助需求。这种基于数据的精准施策，使得群众工作从“广撒网”转向“靶向发力”，有效提升了治理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当前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张力

尽管各地涌现出诸多创新案例，但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仍面临深层障碍。首当其冲的是“行政化”与“群众性”之间的张力。在压力型体制下，部分基层单位将群众工作简化为台账管理、考核指标完成，导致“走访变成签到、服务沦为形式”。群众工作失去了其应有的情感温度，反而成为基层干部的新增负担。其次，专业力量的不足构成瓶颈。社会治理涉及法律、心理、社会工作等多专业领域，而现有群众工作队伍的知识结构往往较为单一，面对复杂的利益纠纷或心理疏导需求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最后，居民参与的“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与持续参与机制，仍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这些张力如果不能有效化解，群众工作就容易与治理实践“两张皮”，难以真正产生化学反应。

四、优化群众工作嵌入治理体系的系统思路

（一）能力重塑：从“经验型”向“专业型”群众工作者转型

未来的群众工作队伍必须破除“万金油”思维。应建立分级分类培训体系，重点提升干部在矛盾调解、危机干预、协商议事、数字工具应用等方面的专业素养。同时，应探索“社区治理官”制度，吸纳律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才以志愿者或聘任形式嵌入基层网格，与专职网格员形成互补。此外，应建立群众工作案例库与复盘机制，将成功的治理经验提炼为可复制的工作法，摆脱对个人经验的高度依赖。

（二）机制优化：构建“发现-协商-反馈”的全链条闭环

群众工作的核心在于闭环。当前许多地方的问题在于“发现得了但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之后没有反馈”。应构建四个关键机制：一是精细化的问题发现机制，融合“铁脚板”走访与大数据分析，确保风险隐患无处遁形；二是分层分类的协商机制，简单问题通过微网格即时解决，复杂问题启动社区联席会议、居民听证会等程序；三是权责匹配的资源配置机制，赋予基层“吹哨”后的相应权限和经费支持，避免“有事无权”的尴尬；四是可追溯的反馈机制，无论问题解决与否，都要向相关群众说明进展与理由，确保事事有回音。

（三）场景拓展：聚焦“一老一小”与流动人口等关键群体

社会治理的效能最终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上。应将老龄友好社区建设、儿童友好空间营造、流动人口市民化融入等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场景。针对老龄群体，应推动智慧养老与线下服务结合，发挥“银发志愿者”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流动人口，重点解决其融入难、办事难问题，通过设立流动党员服务站、异地商会联络点等方式，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其工作和居住的末端。这些群体的获得感提升，是衡量群众工作成效最直接的指标。

（四）文化培育：以社区认同消解治理中的“原子化”困境

长效治理离不开文化根基。应通过组织社区邻里节、全民阅读、家风故事分享等公共文化活动，培育共同记忆与社区认同。群众工作应主动成为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与引导者，而非旁观者。当社区成为一种有温度的“生活共同体”而非冰冷的“居住空间”时，居民的公共参与意愿与自治能力会自然提升。这种文化的浸润，是任何制度都无法替代的柔性治理力量。

五、结语

群众工作融入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的治理的回归。它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技术主义与管理主义，重新审视在复杂转型社会中，如何通过真诚的服务、有效的协商与长期的陪伴，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当前，许多地方已经走出了极具探索价值的实践路径，但距离形成一套成熟、稳定、可推广的制度体系仍有距离。未来，唯有坚持问题导向，在能力建设、机制创新、场景聚焦与文化培育四个维度上协同发力，才能真正让群众工作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具韧性与温度的基石。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传承，更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