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迅速壮大。这一群体具有高度流动性、去单位化及劳动关系松散等特征，传统依托固定工作单位建立的基层党组织模式面临“覆盖难、管理难、凝聚难”的现实困境。如何将这一庞大且分散的社会力量有效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从“社会人”向“政治人”的身份转化与价值认同，成为新时代加强基层党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各地探索通过“党建联建共建”机制，打破行政壁垒与行业界限，构建起跨界协同的组织网络，为新业态群体的政治吸纳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样本。
一、 现实张力：新业态群体的原子化生存与传统党建的结构性错位
新业态从业者大多依托互联网平台接单工作，其劳动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原子化”特征。他们虽然聚集于城市空间，却缺乏面对面的物理接触与情感交流；虽然形成庞大的职业群体，却缺乏统一的组织归属。这种“在场但离散”的状态，导致传统的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党建模式难以延伸触角。一方面，企业方出于成本与控制考量，往往对建立党组织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从业者因工作强度大、时间碎片化，参与集体政治生活的意愿与客观条件均受限。此外，新业态群体多处于社会流动的中间地带，其利益诉求多元且迫切，若缺乏有效的政治表达渠道，极易产生疏离感甚至对立情绪。因此，如何破解组织覆盖的盲区，重建该群体的组织纽带与政治连接，成为党建工作的核心痛点。
二、 机制创新：党建联建共建的逻辑理路与运作架构
党建联建共建并非简单的组织叠加，而是一种基于资源互补、功能协同的组织重构逻辑。其核心在于打破单一主体主导的局面，构建“党委统筹、行业指导、社区兜底、企业参与”的多维协同治理架构。
首先，在纵向维度上，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的衔接。由地方党委牵头，成立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工信、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资源，形成政策合力。通过建立联合党委或行业党委，将分散在各平台企业的党员集中起来，实现组织关系的理顺与党员身份的亮明。
其次，在横向维度上，推动区域化党建与社会化服务的深度融合。推行“商圈+社区+平台”联动模式，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实体阵地，为从业者提供休息、充电、法律援助等便民服务。这种“服务前置”的策略，以解决实际需求为切入点，降低政治吸纳的心理门槛，使党组织成为新就业群体可信赖的“娘家人”。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党建共建协议，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与员工关怀体系，实现党建优势向企业发展优势的转化。
三、 实践成效：从物理覆盖到化学融合的政治吸纳深化
党建联建共建的实践，不仅实现了组织形式的拓展，更促成了政治吸纳深度的实质性跃升。
一是实现了组织覆盖的全域化。通过设立流动党员党支部、功能型党小组等方式，消除了党建盲区，确保新业态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许多地区建立了“网上党支部”，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学习教育，适应了从业者移动办公的特点，解决了工学矛盾。
二是强化了身份认同的价值引领。通过选树优秀典型、举办技能竞赛、开展政治理论宣讲等活动，增强从业者的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责任感。引导其正确认识自身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将其个人奋斗融入共同富裕的大局之中，从而在思想层面达成政治共识。
三是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参与式赋能。部分地区的实践表明，新业态群体不仅是服务对象，更是治理力量。例如，组建“红色骑手”志愿服务队，让外卖小哥兼任社区网格员，协助发现安全隐患、传递社情民意。这种角色转换，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也使其在贡献中获得尊重与回馈，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治理闭环。
四、 挑战审视：当前联建共建机制存在的深层瓶颈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党建联建共建在新业态领域的深入仍面临诸多挑战。首要问题是责任边界模糊。部分共建单位存在“重形式、轻实效”倾向，联席会议流于表面，资源整合缺乏长效保障机制。其次是激励相容机制缺失。平台企业参与党建的动力主要源于行政压力而非内生需求，如何在党建工作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仍需探索更多市场化手段。最后是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不足。目前对新业态党建的评价多侧重于覆盖率、活动次数等量化指标，对其实际凝聚力、影响力及政治吸纳效果的质性评估尚显薄弱，难以精准反映真实状况。
五、 结语：迈向制度化与常态化的政治吸纳新范式
新业态群体的政治吸纳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组织创新的突破，也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撑。党建联建共建作为当前的有效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应从临时性协作走向制度化安排，从运动式推进转向常态化运行。一方面，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企业在党建工作中的法律责任与权利义务，为共建提供法治保障。另一方面，应深化数字化党建应用，利用大数据精准画像，实现服务供给与政治引导的个性化匹配。最终，通过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组织生态，将新业态群体真正转化为党的坚实依靠力量，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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