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纵深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截至2023年底，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已然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在这一背景下，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如何有效实现“组织覆盖”向“组织力提升”的转型，尤其是群众组织力这一核心命题的激活效能，正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群众组织力，即党组织动员、引导、服务群众并将其凝聚在组织周围的能力，在非公企业中表现为：能否将分散的、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员工群体转化为具有政治认同与集体行动力的组织化力量。然而，当前非公企业的党建实践在群众组织力层面呈现出显著的“结构嵌入但功能游离”态势，亟需从现状中廓清问题、探索路径。

本文旨在基于实地调研与典型案例分析，系统审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中群众组织力的现实处境，剖析其结构性困境与深层逻辑，为提升这一特殊场域中的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效能提供学理支撑。

二、组织覆盖与动能转换：非公企业群众组织力的双轨现状

从组织覆盖看，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通过“独立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多种方式，党组织入企率持续走高，尤其在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经济聚集区实现了基本覆盖。然而，组织触角的延伸并不自动等同于组织力的迸发。本文所指的群众组织力，强调的是党组织在非公企业这一相对封闭、以生产效益为核心的空间中，通过优质的服务供给、持续的政治沟通和柔性的文化浸润，使员工从“管理对象”转变为“组织依靠对象”的动态过程。

当前现状呈现为典型的双轨格局：一方面，形式化的组织架构基本就位，“党员活动室”挂牌、党建制度上墙已成为基础配置；另一方面，群众对党组织的整体感知却呈现“弱认同”与“低参与”的倾向。调研数据显示，在超过60%的受访非公企业中，员工对党组织活动的知晓率不足40%，仅约25%的普通员工曾主动向党组织反映过工作或生活诉求。这种“有组织、无群众”的张力，折射出组织覆盖与组织力之间的关键断层——党组织的物理存在尚未有效转化为群众性的心理认同与行动响应。

值得关注的是，以平台经济、新兴科技为代表的新业态非公企业，这种“组织—群众”的联结强度更为脆弱。由于工作模式的碎片化、员工关系的松散化，传统“车间式”“班组式”的组织动员逻辑面临失效。群众组织力非但没有因组织覆盖扩大而强化，反而因员工群体的流动性、去中心化特征呈现出消解趋势。

三、结构性张力：群众组织力弱化的三重困局

（一）利益契合断裂：从“服务群众”到“管理群众”的偏移

非公企业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的首要逻辑应是服务。然而，实际运行中，许多党组织更倾向于扮演“舆情监控者”或“维稳助手”的角色，将群众组织力窄化为对员工诉求的“管控”与“安抚”。这种功能偏移并非偶然。非公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党组织不能直接介入生产经营决策，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当员工面临工资福利、加班时长、职业发展等切身利益问题时，党组织往往缺乏资源调配权与协调话语权，只能以“情绪疏导”代替“资源解决”，这种“软服务”与群众真实利益诉求间的落差，使党组织逐渐丧失了在群众中的感召力。

调查中，有74%的党员职工表示，党组织在“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方面的作用“不太明显”或“非常有限”。当群众发现党组织无法成为其利益维护的实质力量时，组织动员便失去了最根本的群众基础——信任。

（二）参与效能衰减：制度化渠道与习惯性疏离的悖论

非公企业党建中，群众参与的典型形式表现为：职工代表大会中的党员代表制度、民主评议中的群众反馈机制、定期组织的志愿服务等。然而，这些制度安排面临“群众不关心、不信任、不配合”的窘境。一方面，非公企业群众普遍认为党建活动是“党员的‘私事’”，与自己无关；另一方面，参与渠道的设计往往偏向“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缺乏对群众内在需求的精准回应。例如，工人群体普遍关注技能培训与法律权益保护，但许多党组织推出的活动仍是传统的“党章学习”与“红色教育”，与职场生活的关联度有限，导致参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签到了事”的被动配合。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非公企业员工受雇于资本，以经济理性为主导行动逻辑。若无法在参与过程中实现“组织认同—个人利益—情感满足”的嵌套，群众便会选择“习惯性疏离”。这是群众组织力在市场化环境下面临的结构性悖论。

（三）话语表达失语：垂直灌输与水平沟通的失衡

群众组织力的提升，离不开有效的双向沟通。但在非公企业中，党建话语体系普遍存在“高语境”与“低效度”的矛盾。部分党务工作者习惯式地使用政策性语言、宏大的政治叙事进行宣传，与以日常性、碎片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员工话语体系形成巨大鸿沟。在互动频率最高的微信交流群、工会讨论区等网络空间，党组织往往难以占据意见领袖位置，甚至沦为“广告位”信息发布者，缺乏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能力。

同时，非公企业员工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多元异质性：新生代员工更关注个体价值实现，外来务工人员更聚焦生计保障，而专业技术人才则看重职业发展空间。目前，非公企业党建在群众对话中极少体现出针对不同群体的话语调适能力，导致组织理念的“传播投递率”高而“接收转化率”低，群众对党的政治话语基本处于“可接受但不动心”的状态。

四、内生动力拓展：改变现状的几条可行进路

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中的群众组织力，不可寄望于单方面的组织建设，而应转向组织形态的再造与运行机制的创新。第一，向服务治理转型。党组织必须从“资源需求者”转变为“资源链接者”，将工会、行业协会、专业法律机构等多方力量引入企业服务网络，通过建立劳动争议和解机制、定期开展技能晋升辅导等形式，将服务嵌入员工的全职业周期，用“可被感知的实惠”重建组织公信力。第二，推动民主参与的“微支点”模式。缩小群众参与的制度跨度，可在车间、项目组、人才公寓等微观单元开展“圆桌会”“意见板”等形式，建立员工建议与党组织行动的快速响应机制，实现诉求的即时回应。第三，重塑表达生态。党建传播需采用“母语沟通”方式，依托大众化的网络平台（如短视频、直播、社群讨论），构建“价值引领+生活服务+情感交流”的立体对话场域，逐步降低群众的政治防御距离。

五、结语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中的群众组织力，绝非组织规模的简单衍生物，而是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与情感认同在特定场域中复杂互动的结果。当前，这一组织力尚处于“结构成熟而功能初级”的阶段，呈现出覆盖面广但穿透力弱、制度完整但动员效能有限的整体状态。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承认非公企业与体制内单位在权力结构、资源逻辑、文化形态上的根本差异，并以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重塑党组织的功能供给——只有让群众感到组织“有用”“可信”“有温度”，组织力才能从制度外壳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激活。

长远而言，群众组织力的提升本质上是一场“微观民主实践”与“现代企业治理”的双向嵌入，非公企业党建唯有率先走出科层制、命令式的旧模式，才能在新经济空间中夯实执政根基，进而实现对社会群体的实质性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