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当代背景下，传统以“单位制”和“村落”为基础的熟人社会逐步瓦解，个体原子化趋势日益显著。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核心功能不仅是提供物理空间与行政管理，更在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与公共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作为塑造社会认同、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其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社区治理的效能。然而，以往的集体主义教育多停留在宏观宣传与道德说教层面，与居民日常的社区生活存在脱节。如何将集体主义的价值内核具象化、生活化，并深度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脉络，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质量的关键课题。本文旨在剖析集体主义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梳理当前实践中的探索经验，并提出可操作的优化策略。
一、集体主义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集体主义并非简单地抹杀个体利益，而是在承认个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上，强调个体与共同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在社区场域中，集体主义教育发挥着三重功能：其一，价值整合功能。社区往往由不同背景、职业、年龄的居民组成，价值取向多元。集体主义教育通过培育“社区是我家”的共同体认知，减少因利益分歧而产生的内耗，形成追求公共善的共识。其二，行为规范功能。社区治理离不开规则，但若规则仅依靠强制力执行，成本极高。通过集体主义教育，居民将维护公共秩序内化为自觉行动，如垃圾分类、楼道整洁、邻里互助等。其三，社会动员功能。在疫情防控、文明创建等重大社区事务中，集体主义精神能有效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实现从“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转变，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提升响应效率。
二、当前实践探索的主要模式
近年来，各地在将集体主义教育具象化嵌入社区治理方面，形成了若干富有成效的模式。
第一，“红色物业”与公共空间再造。部分社区以党组织为核心，依托物业公司，将公共走廊、活动室、社区花园改造成集体主义教育的实践场。例如，组织居民通过“共建花园”活动，从选种、种植到维护全程协作。在这一过程中，居民不仅享受了劳动的成果，更在协作中感受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这种“以事聚合”的方式，比单纯的口号宣讲更能让集体主义精神内化于心。
第二，“邻里公约”与契约内化。一些社区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引导居民共同讨论并制定“邻里公约”。公约内容从公共空间不堆物到宠物不扰民，每一细则均来源于居民协商。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契约”的转变，实质上是作为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为法律与道德规范。通过持续的议事与修订，居民逐渐接受“个人权利有边界、公共事务需共担”的核心理念。
第三，“志愿积分”与利益联结。为破解“集体行动”动力不足的难题，许多社区推行志愿积分制度。居民参与社区巡逻、助老服务、环境维护等集体事务可获得积分，进而兑换生活用品或便捷服务。这种制度设计巧妙地将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体利益相挂钩，避免了“只讲奉献、不讲回馈”的空洞感，在互助网络之中培育了团结合作的集体氛围。
三、实践中面临的深层困境
尽管实践模式丰富，但从质量提升的视角审视，当前集体主义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
其一，形式化与内化不足。部分社区的集体主义教育仍停留在悬挂标语、组织汇报演出等表层仪式上，缺乏与居民实际痛点的深度连接。居民往往是被动的参与者而非主动的主人翁，这使得集体主义教育沦为“走过场”，无法转化为日常行动。
其二，代际差异与群体隔阂。社区中的老年人往往对集体主义有着较深的传统认同，而年轻一代、新流入人群则更强调个人隐私与自主空间。不同群体对公共议题的关切点差异巨大——老年人关注停车位与老年食堂，年轻人关注快递柜与儿童游乐设施。若集体主义教育忽视这种多元诉求，试图用“大一统”的方式去灌输，极易引发抵触情绪。
其三，制度衔接与资源错配。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物业、居委会、业委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之间权责模糊。集体主义教育的推进常被视为社区党建或宣传工作的单项任务，而未能与物业服务、矛盾调解、公共设施维护等治理实务真正贯通。缺乏精细化、可持续的制度和资源支撑，活动往往陷入“热闹一阵、恢复原状”的循环。
四、质量提升的应对策略与路径
要实现集体主义教育从“有”到“优”的跨越，必须从内容、机制、载体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一）内容精准化：采用分层分类的叙事逻辑。在集体主义教育的具体内容上，不应采用“统一口径”。针对老年人，可强调尊老爱幼、邻里守望的传统文化，通过开设社区食堂、组建合唱团等方式增强归属感。针对中青年群体，应着力于解决其关切的“关键小事”，如优化共享单车摆放、运用众筹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让其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体验集体协作的效能。针对青少年，则可通过组织社区博物课堂、跳蚤市场等趣味性活动，播下公共精神的种子。
（二）机制长效化：建构参与-反馈-激励的闭环。打破“活动式治理”的短效特征，核心在于建立制度化的参与闭环。具体而言，应明确居民大会、楼栋议事会的法定功能，让每一次集体行动都能链接至公共决策。例如，社区公共经费的使用需通过居民集体表决，而集体性矛盾化解则引入“圆桌调解”机制。同时，反馈机制不可或缺，居民的意见应有渠道直达决策层并被及时回应。在激励层面，除物质激励外，更应加强“荣誉激励”——如评选“最美楼栋”“社区之星”，让社会声誉成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三）载体多元化：数字化赋能与空间媒介化。当代社区的集体主义教育必须拥抱数字技术。一方面，利用社区公众号、微信群、居民小程序等线上平台，实现信息发布、议事投票、资源置换等功能，打破时空限制，提高参与便捷度。另一方面，将物理空间打造为教育的“第三课堂”。在社区微更新中，植入公共记忆元素——如将居民的老照片做成照片墙，将楼栋的变迁史绘制成文化墙。这些具象化的载体能够不断唤醒居民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
（四）组织赋能化：培育内生骨干与枢纽型组织。社区集体事务的常态化运转，离不开关键行动者的引领。应着重挖掘和培养社区中的“意见领袖”“热心楼长”，并为其提供小额资金支持、能力培训以及公共权力背书。同时，孵化社区自组织（如读书会、养花队、护河队），使其在履行具体职能的过程中，自然演变为集体主义教育的微循环系统。专业社工机构则应作为“催化剂”，教授议事规则、引导冲突化解，而非替代居民决策。
结语
集体主义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本质上是一场价值观重塑与社会资本再造的长期工程。它既非宏大的政治口号复读，亦非功利性的工具主义游戏。真正高质量的融入，在于建立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共生活伦理，使私人领域的温情与公共领域的规则相统一，使个体幸福与社区繁荣形成正向循环。未来，随着治理重心进一步下沉与智慧技术的深度应用，集体主义教育必将从浮于表面走向扎根土壤，成为驱动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