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推动国有资本与非公有制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重塑了企业的产权结构、治理机制与运行逻辑。然而，产权多元化的推进也给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发挥带来了全新挑战。国有企业党组织法定地位已在公司法修订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但在多元股东并存、董事会运作模式差异以及市场化管理规范对传统治理路径的替代下，党组织能否持续发挥政治核心与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从“嵌入制度”向“嵌入效能”的转变，成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不可回避的现实命题。本文立足现阶段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实践，系统审视党组织作用发挥中的梗阻现象，厘清制约因素，并尝试提出完善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制度嵌入与功能调适：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定位的再辨析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复杂的所有权结构中，党组织并非简单的“外来政治力量”，而是法定的组织形态与治理环节。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国有独资、全资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前置研究”要求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织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然而，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这一制度的落地程度因股权比例的差异而呈现出极大的异质性。当国有资本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党组织的作用路径相对稳定；但在相对控股或参股模式下，非公股东往往出于效率优先、市场逻辑的考量，对党组织前置研究制度存在理解偏差或执行疏漏，甚至将其视作多余的决策程序。这就要求党组织在混合所有制环境下必须完成从“刚性指令”到“柔性嵌入”的功能调适：既要坚守政治把关、改革方向不偏离的底线，又要避免干预或替代董事会和市场化的经营决策权。换言之，党组织的核心任务不仅是制度上的守门人，更是战略上的引导者，是在公司治理多元化格局中实现政治领导力与治理效能相统一的关键主体。

三、现状审视：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中的矛盾与堵点

（一）作用边界模糊：政治引领与经营干预的张力

实践中，最为突出的矛盾集中在“参与程度”的争议上。部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层人员对党组织前置研究的边界存在疑虑——哪些事项属于“重大”，哪些属于“日常”，界定标准往往依赖企业内部文件甚至上级党委的解释，弹性较大。这种模糊性一方面可能导致党组织过度延伸权力边界，将日常经营决策不必要地纳入前置程序，影响决策效率，引发其他股东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不敢管”“不愿管”的消极态势，使党组织的监督制衡角色沦为形式。尤其在参股型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党组织负责人若不被纳入董事会或管理层，其意见表达渠道便可能受限，政治把关功能自然无从谈起。

（二）组织覆盖不均衡：常态运行与阶段性缺位并存

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速度较快，但部分企业的党组织组织架构、人员配备明显滞后于资本融合的过程。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因股权结构变动频繁，党组织隶属关系混乱，上划下转的机制不够畅通；有的企业甚至尚未完成党建入章工作，使得党组织活动缺乏经费保障和制度依托。此外，在多层级的母子企业架构下，子公司或项目层面的党组织覆盖往往出现“真空”，党员组织关系分散，教育管理形同虚设。这种“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之间的落差，直接削弱了党组织在基层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工作方式老化：传统党建模式与市场化机制的脱节

当前，不少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仍沿用传统国有企业封闭式、灌输式的党建模式——开会念文件、组织抄笔记、活动流于形式。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构成更加复杂，存在大量市场化聘任的管理者及技术人员，他们对僵化、脱离业务实际的党务活动普遍缺乏认同和参与积极性。加之多名高管为职业经理人，流动性强、政治面貌不统一，传统的“三会一课”制度难以在排满的项目日程中找到执行空间。这种工作方式上的行政化、形式化倾向，不仅无法调动党员积极性，反而可能使党建沦为企业的“附加成本”，抵消党组织在凝聚队伍、激发创新方面的潜在价值。

四、梗阻的深层逻辑：治理文化、利益博弈与制度供给的错配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表面上是工作机制不完善，深层次原因则涉及治理文化的冲突与制度设计的滞后。一方面，非公股东与国有股东在决策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更重视响应速度、短期业绩和成本控制，后者更关注长期战略、合规管控与社会责任。当党组织的“前置审议”被非公投资者解读为不必要的制度性成本时，双方之间便形成了隐性博弈。另一方面，现有党建考核评价多数仍属于“企业内部行为”，缺乏适应混合所有制特征的量化指标和第三方评估，结果导向模糊。部分企业由于缺乏党管干部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效衔接机制，使得党组织在关键高管人员任免时面临“话语权缺位”的困境。另外，缺乏法律层面的细化统一规则，也是“嵌入不深”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虽然公司法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但在股东协议、公司章程等具体条款设计上，各地及各层级企业的实践差异较大，尚未形成可复制、可落位的标准化操作指引。

五、优化向度：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

破解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的现实困境，亟需深度调整工作理念与制度安排，实现党组织功能与企业治理效能的同频共振。首先，必须将党组织工作机制精准嵌入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重大决策管理办法之中。在保持政治领导核心的前提下，明确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各层级权责的边界，尤其要制定科学、可操作的重大事项前置清单，厘清哪些事项需经党组织把关，哪些可授权经理层自主决策，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其次，应推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更灵活高效地落地。在非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探索由党组织书记作为国有资本股东代表出任副董事长或董事，直接参与重大决策，实现信息对称与话语权实质提升。此外，党建考核要引入类别化指标。对处于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分类设计评价体系，将党建工作实效与企业战略执行、团队稳定、廉洁风险防控等实际经营产出相结合，避免考核形式内卷化。同时，应大力创新党组织活动载体，结合产业链协同、技术攻关、社会责任等方向设置联合主题党日，推动党员在关键岗位、重大项目中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组织从“与董事会并行”的组织，转变为“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力量。

六、结语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的质量，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成熟度的重要标尺。从目前的实践样态看，制度嵌入已取得初步成果，但功能效能的全面释放尚存距离。面对股东利益多元、治理结构复杂、企业文化异质等现实挑战，如果党组织可以持续优化作用边界、创新耦合机制、提升包容性决策能力，将自身真正融入企业的价值创造流程，那么混合所有制赋予的“所有制红利”与党的领导赋予的“制度优势”便能实现有效叠加。这不仅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政治要求，更是在多元治理主体共存的今天，探寻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走深走实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