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渗透重构了社会交往的时空边界，群众工作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础性环节，正经历从“面对面”到“键对键”的范式转换。然而，技术的加速介入并未自动增进干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反而在某些维度上加剧了工作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隔膜。当政务号、留言板、直播问政等数字化渠道日益成为联系群众的主要接口时，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逐渐显现：表面上触达范围更广、响应速度更快，实则对群众真实生活的感知力与共情力却在下降。这一“脱嵌”现象绝非简单的技术使用不善，而是折射出网络时代群众工作深层逻辑的偏移。本文聚焦于网络环境中群众工作脱离群众的具体表征，力图勾勒出数字技术嵌入群众工作体系所诱发的结构性张力，为反思与重构新时代群众路线提供问题导向的分析框架。

二、物理在场与虚拟在场的二元割裂

传统群众工作的核心优势在于“在场”——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车间社区，在具体的情境中感知群众的喜怒哀乐。网络时代虽赋予“虚拟在场”以可能性，但大量实践表明，线上互动往往沦为单向信息输送而非双向情感沟通。一方面，工作人员习惯于通过后台数据了解“民情”，对群众的认知被简化为点击率、回复数、满意度评分等量化指标；另一方面，群众在屏幕另一端感受到的往往是冷冰冰的标准化回复，缺乏对个体处境的关切与理解。这种“在场”的二元割裂，使得干群之间本应具有的温度感与信任度被功能性的信息交换所取代。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基层单位将“上线率”“回复率”作为考核硬指标，催生了“只问系统不管真人”的应付式工作作风——账号活跃但人心疏远，形式上的“触网”掩盖了实质上的“离群”。

三、算法推送与需求回应的错位

大数据与算法推荐技术被广泛运用于群众需求分析，然而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之间存在天然张力。算法倾向于识别高频率、可量化的显性诉求（如办事流程咨询、公共设施报修），却难以捕捉那些沉默的、非结构化的深层需求（如精神焦虑、社区认同感缺失等）。由此导致群众工作呈现“马太效应”：越能发出声音的群体越容易获得回应，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真实处境反而在数据洪流中被淹没。此外，算法对“热点”的追逐容易诱导基层工作人员将精力集中到舆情应对而非常态化的情感维系上。当“按需推送”取代了“主动走访”，工作主体对群众实际困难的感知便可能滞后于数据图表所呈现的“满意度”。这种错位的深层后果是：群众工作从“回应性”滑向“迎合性”，真正需要的未必被看到，看到的往往只是算法筛选出的“可回复”的问题。

四、话语体系的区隔与情感共鸣的缺失

网络空间以其特有的语言文化生态形成了多层次的亚话语体系，而官方群众工作长期以来积累的话语风格——正式、权威、政策性——与网民主流表达之间存在显著的区隔。近年来，虽然不少政务平台尝试使用网络用语进行“接地气”的表达，但大多停留在表层模仿，缺乏对网络话语背后情感逻辑的深刻理解。例如，将“给力”“点赞”等流行词简单嵌入公文模板，不仅难以建立情感连接，反而容易引发“套路化”的反感。更本质的问题在于，群众工作中的交流往往需要处理复杂的情感情境——委屈、愤怒、无奈——这些非理性情绪在线上难以被有效识别与回应。当工作人员用标准答复模板回应一条充满情绪的留言时，群众感受到的往往是“被敷衍”而非“被理解”。话语体系的区隔本质上是角色认知的差异：工作主体仍习惯以“管理者”身份俯视式沟通，而网络时代的群众期待的是平等的“对话者”以及有温度的“倾听者”。

五、数据主义与个体叙事的遮蔽

在大数据被奉为“决策依据”的语境下，群众工作日益青睐“用数据说话”。平台上的留言数量、处理时效、评价星级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尺。然而，个体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难以被数据完全还原。一个拆迁矛盾可能隐藏在多次“咨询政策”的工单背后；一个社区老人的孤独感可能从未转化为任何留言数据；青少年的心理危机也许只表现为账号的长期沉默。数据主义的逻辑天然偏好“可记录、可比较、可考核”的内容，而那些无法被数字化的关系性、情感性、情境性因素则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关注焦点之外。这种遮蔽带来的风险是：群众工作愈发依赖“后台监控”而非“沉浸式体验”，对群众疾苦的判断标准逐渐从“感同身受”异化为“数字达标”。当工作评价体系以数据为中心，工作人员自然会减少那些“难以量化”的深谈、家访与情感劳动，进而导致群众工作从“人本”滑向“数本”。

六、网络群众工作的形式主义与痕迹主义

数字化工具的普及本意是提升效率，但在某些地方却催生了新型的形式主义。工作人员被迫在多个平台上“留痕”——上传走访照片、填写电子日志、截图互动记录——以证明“已做工作”。这种为留痕而留痕的做法，消耗了大量本应用于实际接触群众的时间与精力。更为隐蔽的是，痕迹主义使工作评价标准从“群众获得感”转向“系统后台数据”，催生了“线上热闹、线下冷清”的怪象。部分单位甚至出现“一人分饰多角”替群众留言的现象，以制造工作活跃的假象。与此同时，群众也逐渐意识到“网络反映问题”可能比“当面表达”更有效率，于是线上渠道被大量微小诉求所挤占，而真正需要深度介入的复杂矛盾反而被边缘化。这种形式主义并非简单的作风问题，而是技术环境下考核机制与群众工作内在规律错配的结构性产物。

七、结语

网络时代为群众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具潜能，但也催生了隐蔽而深刻的“脱嵌”风险。上文所述的物理在场缺失、算法需求错位、话语区隔、数据遮蔽以及形式主义等表征，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困境：技术逻辑正在部分地取代群众路线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回归群众工作的本质，并非要否定数字化手段，而是要求工作主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技术永远是中介而非目的，数据永远是为人的感受服务的工具而非标准本身。未来应着力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工作范式，以线下深度沟通校准线上数据偏差，以情感共鸣弥补算法盲区，以制度设计遏制痕迹主义蔓延。唯有让技术回归工具属性，让“面对面”的温度与“键对键”的效率真正融合，才能在新时期续写群众路线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