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向纵深推进，基层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在部分基层单位，廉政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看似“积极”实则空转的现象——形式主义。这种以“留痕”代替“实效”、以“会议”代替“落实”的倾向，不仅耗费了有限的行政资源，更侵蚀了群众对基层治理的信任。深入剖析基层廉政建设中形式主义的具体表征，挖掘其深层成因，并探寻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已成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紧迫课题。

一、基层廉政建设中形式主义的典型表征

当前，基层廉政领域的形式主义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制度执行、监督检查、宣传教育等环节。

第一，制度执行中的“留痕至上”与“过场式”运作。许多基层单位为应对上级考核，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台账记录、材料汇编、影像留存等可量化、可展示的“痕迹”上。例如，廉政风险排查本应基于岗位实际进行动态识别，但实际操作中却演变为固定的“模板填写”，季度报告、年度总结千篇一律，缺乏针对性。再如，部分单位要求所有涉及“三重一大”事项的会议必须全程录像、全员签字，看似程序严谨，实则会议讨论流于形式，决策早已在会前由少数人定调，录像与签字只是事后“补课”的证据。这种“制度性表演”使得廉政制度沦为墙上的标语、柜中的档案，难以真正嵌入权力运行的日常轨道。

第二，监督检查中的“打扰式”考核与“趋利性”迎检。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本应成为发现问题的“显微镜”，但在实际操作中，督查频次过高、内容重叠、手段单一等问题突出。一些地方为体现对廉政工作的重视，每月甚至每周组织专项检查，基层干部不得不将大量工作时间用于制作汇报材料、布置展板、准备“迎检路线”。更有甚者，检查组成员只看文件、不听实话，基层单位则投其所好，在材料“美观度”、展板“新颖度”上下功夫，形成了“检查促造表、造表迎检查”的恶性循环。这种以“检查次数”代替“问题发现率”的考核导向，使得监督本身变成了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源头。

第三，宣传教育中的“标语刷墙”与“悬浮式”传播。廉政文化建设是基层廉政建设的重要支撑，但部分单位将之简化为“视觉工程”。围墙刷满廉洁标语、楼梯间挂满警示展板、会议室陈设廉政书籍，表面看“氛围浓厚”，实则缺乏与基层党员干部思想实际的有效对接。一些教育活动采取“开大会、读文件、写心得”的老三样，干部用统一模板抄写“感悟”，甚至出现“心得体会流水线”作业。这种不触及灵魂的宣传，既无法唤醒内心的敬畏，也难以形成持久的廉洁自觉，最终在群众眼中沦为了“新时期的官僚主义”。

第四，责任落实中的“层层转包”与“问责泛化”。在压力传导机制中，上级将廉政责任“签字背书”层层下压，基层则被动承接大量与自己职权不匹配的责任要求。社区工作者需要签订数十份廉政承诺书，村组干部要为“八小时之外”的社交行为负责，问责时则往往不分主次“一票否决”。这种“责任无限、权力有限”的错位，导致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承诺、汇报、述廉报告，本质上是将原本应该聚焦于风险防控的廉政责任，异化为一种“免责表演”。当问责失去了精准性和针对性，它自身的公信力也会被形式主义所稀释。

二、形式主义滋生的深层成因

基层廉政建设中形式主义的反复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一是考核评价体制的“唯量化”导向。上级对基层廉政工作成效的评估，长期依赖可观测、可比较的数字指标——会议次数、谈心谈话人次、廉政报告份数、违纪案件查处数等。这些指标虽然便于统计排名，却容易诱导基层单位“为造数而做事”。当“干了什么”比“干出了什么”更重要时，形式主义必然成为理性选择。更关键的是，群众满意度、廉政风险实际下降率等结果性指标由于难以精确测量，常常被边缘化，进一步固化了“数字政绩”的激励结构。

二是基层权责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基层单位特别是乡镇、街道一级，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廉政建设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后，往往与经济发展、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任务相互挤压。基层干部在有限的编制和资源下，不得不采取“叠加式”工作法——既要满足上级对廉政资料的要求，又难以改变实际权力运行中的人情惯习。权责不对等使得基层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低的“应付方式”，即形式化的留痕操作。

三是廉政文化培育的“悬浮化”困境。廉政建设如果脱离基层政治生态的实际土壤，就容易纸上谈兵。一些基层单位廉政氛围的营造，往往照搬上级要求，缺乏对本地区、本单位廉洁风险的深度诊断。加之部分领导干部自身的“官僚主义”作风，对形式主义不仅不抵制，反而推波助澜，认为“阵势大就是力度大”。这种自上而下的“表演文化”，最终形成了“上级满意就过关”的扭曲逻辑。

三、破除形式主义的优化思路与策略

治理基层廉政建设中的形式主义，需要从制度设计、监督方式、文化培育和基层赋权四个维度系统发力。

第一，重构考核体系，从“数量导向”转向“效能导向”。应大幅压缩台账、报告等“痕迹管理”指标的权重，引入以群众评价、问题解决率、廉洁风险实际降低度为核心的考核模式。例如，对廉政教育的考核，可将“心得体会字数”改为“岗位廉洁风险知识的掌握测试”；对监督检查的考核，可从“检查次数”转向“问题整改率”和“同类问题复发率”。同时，建立考核负面清单，明确禁止要求基层提供无实质意义的凭证材料，从源头减少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

第二，优化监督方式，实现精准化与常态化结合。减少突击式、运动式的集中检查，多采取“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暗访模式，将监督日常化、随机化。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通纪检、审计、信访等平台数据，通过异常消费、财产申报异常等信号智能预警，降低对人海式翻阅台账的依赖。同时，明确基层廉政监督的职责边界，避免“问责泛化”导致的不敢担当。

第三，深化干部赋权与减负，夯实基层治理基础。要真正落实基层减负要求，厘清县乡（街道）两级权责清单，对廉政建设任务实行“准入制”，非必要不向基层摊派。赋予基层干部在廉政风险防控中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在符合制度精神的前提下，允许基层根据本地实际调整廉政教育形式、简化内部审批流程。只有让基层干部从无穷无尽的“迎检”和“填表”中解脱出来，他们才能将精力真正投入到对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的监督上。

第四，培育内生型廉政文化，重塑组织信任。形式主义根子上是信任缺失——上级不信任基层会自觉履职，基层不信任上级会公正评价。因此，应注重培育基于内在认同而非外部压力的廉洁氛围。具体而言，可推动廉政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向“互动对话”，利用案例剖析、情景模拟、集体研讨等方式，让干部在思想碰撞中形成廉洁共识。同时，大力宣传基层中真实、可感的廉政典型，用身边人的故事消解形式主义的话语惯性。此外，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虚功”，在基层调研、会议发言等场合主动反对穿靴戴帽、回避问题，用行动传递“重实效轻形式”的明确信号。

结语

基层廉政建设中形式主义的要害在于，它用看得见的“忙碌”掩盖了看不见的“空转”，用文件上的“闭环”替代了实际中的“梗阻”。破解这一顽疾，既需要上级部门在考核设计上回归常识、回归人本，也需要基层干部在权责对等中找到治理的实感，更需要整个政治体系建立对真实工作成果的敬畏。唯有打破“留痕即履职”的幻觉，让制度真正发光、监督真正带电、文化真正走心，基层廉政建设才能从“表面严”走向“实质严”，最终实现从“不敢腐、不能腐”向“不想腐”的内在升华。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良，更是治理理念的一场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