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中国”战略全面深入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公立医院作为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其功能定位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疾病诊疗，而是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延伸。与此同时，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院制度的根本特征。然而，在实践中，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党建资源与健康服务供给脱节等现象依然存在。如何从协同关系的视角出发，破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机制性障碍，实现二者在目标、过程与评价上的深度耦合，已成为提升公立医院治理效能与服务品质的关键命题。
一、 理论审视：协同关系视角下的内在逻辑契合
协同论指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能够产生自组织效应，使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将这一理论引入公立医院治理语境，党建与健康服务并非两个平行运行的独立系统，而是存在深刻内在联系的共生体。首先，价值导向具有同源性。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方向，要求党建引领必须服务于人民健康福祉；而健康服务的核心宗旨亦是救死扶伤、增进民生福祉。这种价值目标的同一性，为两者的协同提供了伦理基础。其次，资源配置具有互补性。党组织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组织网络优势及群众工作传统，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优化人力结构；而健康服务则提供具体的技术载体和场景，使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效能。最后，治理机制具有互嵌性。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强调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要求行政权力、专业权力与政治权力在运行中相互制约、相互支撑。因此，基于协同视角的融合研究，旨在构建一种“政治引领-专业服务-社会响应”的良性互动生态。
二、 现实困境：当前融合实践中存在的结构性阻滞
尽管政策层面多次强调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但在基层执行层面，协同关系的断裂仍表现为多重结构性矛盾。一是认知层面的二元对立。部分管理者存在路径依赖，将党建工作视为政治任务而非管理工具，将健康服务视为纯技术行为，导致在思维上割裂了政治属性与业务属性。这种认知偏差使得党建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化的理论学习，难以嵌入临床一线的实际需求中。二是组织层面的机制错位。目前多数医院虽建立了党支部，但支部设置多按行政科室划分，缺乏针对特定健康服务项目（如慢病管理、社区义诊）的柔性党组织架构。组织壁垒导致信息流转不畅，党员先锋作用在服务链条的关键节点上未能有效激活。三是评价层面的指标分离。现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党建考核侧重留痕与台账，业务考核侧重门诊量与手术台次，两者缺乏加权关联。这种评价体系的隔离，直接导致了医务人员参与党建活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出现了“重业务轻党建”或“为党建而党建”的双重惰性。
三、 路径重构：构建多维协同的融合运行机制
要实现党建与健康服务的实质性融合，必须打破原有壁垒，从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与文化认同三个维度重构协同机制。
首先，实施组织结构的网状嵌入。应推动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探索建立以重大健康项目、重点学科或医联体单位为单元的功能型党支部。例如，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心设立联合党支部，由支部书记牵头协调医疗、护理、康复及公共卫生资源。通过这种网状结构，实现党组织对健康服务全流程的覆盖，确保关键时刻有组织、困难面前有党员。同时，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让业务骨干进入党委班子，让党务干部深入临床一线，从人员配置上保障决策协同。
其次，打造业务链条的过程协同。将党建工作融入健康服务的具体场景，设计“党建+健康”的特色品牌项目。例如，开展“党员示范岗”与“无红包医院”创建相结合，将医德医风建设具体化为可量化的服务标准；组建党员突击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在偏远地区开展巡回医疗，将志愿服务转化为党性锤炼的实践课堂。此外，利用数字化手段搭建智慧党建平台，实时追踪党员在服务患者过程中的表现，实现党建数据与健康服务数据的互联互通，为精准管理提供依据。
再次，深化文化价值的心理契约。融合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的认同。公立医院应挖掘红色医疗历史资源，结合行业特点培育独特的医院文化。通过叙事医学、榜样选树等方式，将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医护人员听得懂、信得过、做得到的职业信仰。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为医生的职业本能时，党建便不再是外在约束，而是激发健康服务创新的内生动力。
四、 结语
公立医院党建与健康服务的融合，绝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基于协同关系视角的研究表明，只有正视当前的结构性阻滞，通过组织嵌入、流程再造与文化重塑，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协同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立医院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更是落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政治保证。未来，随着医改的深入，需进一步细化协同评价指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范式，从而推动我国公立医院治理体系现代化迈向新的高度，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实践样本。
微信扫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