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随着治理重心的下移和治理资源的下沉，传统的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正逐步向多元共治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红色榜样”——即那些具有党员身份、在道德修养、公共服务或专业技能上表现卓越的社区居民代表，正日益成为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重塑邻里信任的关键变量。然而，如何在实践中避免榜样作用的“符号化”与“边缘化”，构建起从个体示范到集体行动的转化机制，是当前社区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 价值逻辑：红色榜样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红色榜样并非仅仅是道德高地的象征，更是社区治理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首先，红色榜样发挥着“信任中介”的功能。在原子化的现代社区中，居民之间往往存在疏离感，而拥有正式组织背书（党员身份）且具备非正式权威（个人威望）的红色榜样，能够有效降低沟通成本，弥合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信任鸿沟。其次，红色榜样承担着“规范内化”的角色。通过榜样的日常行为示范，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区公约得以具象化，从而引导居民将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最后，红色榜样是资源链接的枢纽。他们通常能够调动政府政策、市场服务和社会志愿者等多方资源，为社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结构性支持。
二、 现实困境：榜样作用发挥的阻滞因素分析
尽管红色榜样在理论层面具有重要的治理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其作用发挥仍面临多重阻滞。一是角色超载与激励不足并存。许多红色榜样由退休人员或在职党员兼职担任，他们在承担大量无偿志愿服务的同时，缺乏相应的精神激励与物质保障，导致长期可持续性不足。二是形式主义倾向严重。部分社区在选树典型时，过于强调宣传曝光率，而忽视了榜样参与治理的实际过程，导致“墙上榜样多、行动者少”，削弱了群众的认同感。三是示范效应局限。传统榜样多集中于老年群体，难以覆盖中青年骨干及新业态从业者，使得榜样群体结构单一，无法形成全龄段参与的治理合力。
三、 路径选择：构建全方位、多维度的作用发挥机制
针对上述问题，需从制度设计、平台搭建与文化培育三个维度出发，重构红色榜样发挥作用的路径体系。
1. 制度化赋能：建立科学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要使红色榜样作用常态化，必须打破“依靠情怀驱动”的单一模式，引入制度化的激励保障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动态更新的红色榜样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依据榜样在社区议事、矛盾调解、环境整治等不同领域的贡献度，设立明确的量化评价指标，确保选拔过程的公开透明与公信力。另一方面，探索“时间银行”与积分兑换相结合的回馈机制。将榜样服务的时长转化为可兑换的生活服务、医疗优先权或子女教育咨询等资源，实现“付出有回报、奉献受尊重”的正向循环。同时，强化政治关怀，将优秀社区红色榜样纳入干部培养的后备梯队，提升其社会地位与职业荣誉感。
2. 平台化嵌入：打造精准对接的治理场景
红色榜样需要具体的载体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社区应搭建多元化的参与平台，实现榜样专长与社区需求的精准匹配。首先，深化“楼栋党小组”建设，让红色榜样扎根于最基础的居住单元，使其在楼道微治理中发挥探头作用。其次，组建专业化的红色志愿服务队。根据榜样的职业背景和技能特长，划分法律咨询、医疗健康、心理咨询等专业团队，承接社区购买服务项目，提升服务的专业性与权威性。此外，利用数字化手段搭建“云上榜样”平台，通过小程序发布治理需求，实时展示榜样行动轨迹，增强透明度与互动性，使榜样作用从线下延伸至线上，扩大辐射半径。
3. 文化化浸润：营造共情共鸣的社区氛围
榜样力量的持久释放，依赖于深厚的社区文化土壤。社区应注重挖掘红色榜样背后的故事，通过口述历史、微电影、社区戏剧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将榜样的事迹转化为居民可感知、可共情的文化产品。这种叙事不仅是宣传，更是一种情感动员。定期举办“邻里节”、“榜样面对面”等活动，促进榜样与普通居民的深度交流，打破身份隔阂。更重要的是，要倡导“人人都是榜样”的理念，鼓励普通居民在日常小事中践行公共精神，形成“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涟漪效应，使红色榜样从少数人的精英形象转化为多数人的行为共识。
四、 结语
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红色榜样在其中扮演着发动机与润滑剂的双重角色。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不能仅靠个体的无私奉献，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精心呵护与平台层面的有效支撑。未来，社区治理应从单纯的“选树典型”转向“机制创新”，通过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搭建高效务实的参与平台以及培育深厚包容的社区文化，让红色榜样真正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向“平视群众”的日常。唯有如此，才能激发社区的内生活力，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力量源泉。
微信扫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