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深刻重塑。单位制解体、人口大规模流动、利益格局多元化，使基层社区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与治理创新的试验场。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的群众工作，正面临从“管理”向“治理”、从“动员”向“服务”的功能性转型。社区治理的深度变革表明，单纯依赖行政手段与技术工具已难以应对复杂的基层生态，群众工作作为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核心机制，其实践逻辑与价值内核亟待重新审视。本文旨在系统解析群众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多重功能，并探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价值发挥路径，以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

一、群众工作作为社区治理的整合机制

现代社区治理的首要挑战在于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调与资源整合。群众工作正是通过情感纽带、组织网络与沟通技巧，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具有共同行动能力的治理单元。从功能角度看，群众工作的整合性首先体现为“利益表达-吸纳”的双向通道。社区干部通过入户走访、民情恳谈、议事协商等传统方式，能够精准捕捉居民的真实诉求，将碎片化意见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议题。相较于制度化的信访渠道，面对面的群众工作更能化解情绪性对抗，通过“情理法”的辩证运用达成共识。其次，群众工作具有重塑社区认同的文化功能。在陌生人社会快速形成的城市社区中，群众工作者通过组织节日活动、邻里帮扶、公共事务参与，逐步培育居民的归属感与责任意识。这种软性治理方式，实质是在重建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信任资本，为硬性的制度规范提供情感支持。

更为关键的是，群众工作能够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党员责任区、党员联户等制度设计，党组织不再悬浮于社区之上，而是嵌入到具体的治理场景中。群众工作者既是政策解读人，也是利益协调人，更是危机时刻的“主心骨”。这种整合机制避免了治理中的“脱嵌”困境，使国家意志与社会诉求得以在社区场域中良性对接。

二、群众工作作为风险防控的前哨系统

社区是社会矛盾的“初发地”，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群众工作之所以能够发挥预警与缓冲功能，在于其独特的“在地性”与“韧性”。一方面，群众工作者长期深耕基层，对社区的人口结构、利益纠葛、潜在隐患有直观认知。这种基于日常交往获取的信息，远比冷冰冰的数据采集更为真实鲜活。当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生活困难等问题出现苗头时，群众工作可以通过直接介入，在萌芽期化解冲突，避免其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或信访积案。例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位分配等棘手问题，群众工作者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原则，逐户沟通、反复协调，往往能打破利益僵局。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减压阀”的角色。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相对剥夺感、社会转型期的焦虑情绪，需要得到心理疏导与制度化回应。群众工作通过精细化服务，如帮扶困难家庭、关爱空巢老人、调解家庭矛盾，不仅解决了具体困难，更传递了社会温情。这种情感性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因资源分配不公而产生的对抗情绪。与此同时，群众工作还能及时发现特殊群体的极端倾向，通过心理援助、生计帮扶等措施，织密社会安全网络。在常态化治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群众工作构建了灵敏的预警转化机制，极大提升了社区的风险承载力。

三、群众工作的价值困境与功能异化

充分肯定群众工作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直面其在实践中存在的异化倾向。当前，一些地方的群众工作出现了“行政化”与“内卷化”的困境。所谓行政化，是指群众工作被简单等同于上级指派的任务落实，社区工作者深陷台账报表、考核检查的泥淖，用于深入群众的时间与精力被大量挤占。这种本末倒置的工作模式，使群众工作从“人与人打交道”蜕变为“纸与纸打交道”，失去了情感连接的本质。而内卷化则表现为，群众工作陷入低效重复的循环：会议开了很多，形式创新不断，但居民的获得感与参与感并未同步提升。特别是部分社区将群众工作简化为“送温暖”“发福利”，弱化了其启发民智、培养公共精神的深层功能。

从价值层面分析，群众工作的功利化倾向值得警惕。少数基层干部将群众工作当作“政绩工程”，热衷于打造亮点、树立典型，而忽视了最需要关爱的沉默群体。这种选择性服务，不仅违背了群众工作“一视同仁”的伦理原则，还可能加剧社区内的不公平感。此外，受技术治理思维的冲击，一些地方过度依赖“智慧社区”平台，企图用算法替代面对面的沟通。尽管技术手段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却无法替代眼神交流、肢体互动带来的信任感。当群众工作失去“人情味”这一核心优势时，其凝聚力与感召力便会大打折扣。

四、新时代群众工作的功能强化与价值提升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实现群众工作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在坚守本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创新。第一，回归群众工作的“情感治理”属性。社区工作者必须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重新把办公桌搬到楼道口、榕树下。倡导“脚步丈量工作法”，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建立真实的信任关系。情感治理不是随意的人情往来，而是带有明确服务意识的专业沟通，需要社区工作者掌握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实现“情”与“理”的有机统一。

第二，推动群众工作从“被动回应”向“主动赋能”转变。真正的治理不是替群众做决定，而是教会群众自己做决定。群众工作应着力培养社区居民的协商能力、参与意识与自治精神，通过组建业主委员会、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推行民主议事规则，让群众在参与中学会治理。这种赋能式群众工作，能够实现“授人以渔”的长期效应，使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第三，构建数字化与传统方式融合的工作模式。技术工具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取代人。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困难群体、预判矛盾焦点，可以为群众工作提供“靶向”支持。但在使用技术时，必须设置人机交互的边界，确保复杂敏感问题仍由人工介入。同时，要警惕技术鸿沟带来的“数字排斥”，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保留人性化服务通道。

第四，完善群众工作的制度保障与评价体系。改变过去单纯以结果导向的考核标准，建立过程与效果并重的评价机制。将群众的真实满意度、矛盾化解率、公共事务参与度纳入考核核心指标，倒逼基层工作者真正沉下心做群众工作。此外，还需要为社区工作者提供职业发展空间与薪酬保障，确保高素质人才愿意扎根基层、长期服务。

结语

群众工作从来不是简单的“嘘寒问暖”或“应急处置”，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构件。在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群众工作承担着整合利益诉求、传递国家关怀、激发公共精神的多重使命。面对社会结构变迁与治理环境复杂化带来的挑战，群众工作必须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质属性的前提下，实现方法与理念的革新。唯有如此，社区治理才能既有制度的硬度，又有人情的温度。群众工作的价值，不在于创造多少耀眼的数据，而在于能否真正走进每一个寻常百姓的心里，变成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感与安全感。这正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底色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力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