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宏大叙事中，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长期以来，社区治理主要依赖行政资源下沉、网格化管理与技防手段的叠加。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居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单纯依靠刚性管控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在此背景下，“以文化人”作为一种柔性治理策略，被赋予厚望。它试图通过价值观引导、行为规范内化与公共精神培育，在原子化的社区空间中重建认同与秩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思路常陷入景观化、形式化与运动化的窠臼，难以真正实现从“治理手段”到“治理根基”的转化。本文旨在剖析当前“以文化人”实践的深层困境，并尝试从主体激活、空间再造与制度整合三个维度，探寻更为理性的优化路径。

一、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文化治理理念的本体回归

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病灶在于“工具化”倾向严重。许多管理者将文化仅视为宣传政策、维稳秩序或点缀环境的装饰性工具，导致社区活动集中于节日汇演、宣传横幅与评比检查之上。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供给，本质上是行政逻辑对文化内在规律的僭越。居民在其中扮演的是被动的接受者，而非文化的创造者与定义者。真正的“以文化人”，其逻辑起点应是承认文化作为社区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具有超越行政指令的整合功能。优化思路的首要任务，是完成理念的本体回归：文化不是治理的“道具”，而是治理的“底板”。这意味着社区工作者的角色需从“文化管理员”转向“文化生态培育者”，其核心能力不再是组织几场活动，而是激发居民对社区公共议题的文化表达自觉，使文化成为邻里协商、公共讨论与集体行动的媒介。只有当文化回归到居民日常生活的表意实践中，而非悬浮于行政任务之上，“化人”的效果才能从表面的“热热闹闹”沉淀为内在的“润物无声”。

二、空间叙事与地方依恋：构建社区文化生产的物理与心理双载体

“以文化人”的落地，离不开具体而微的空间载体。当前许多社区的文化空间（如阅览室、活动中心）普遍存在“高配低效”的问题，即硬件投入不低，但使用率与居民黏性极低。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空间普遍缺乏独特的叙事结构，呈现千篇一律的标准化面貌。优化的关键在于将社区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地方记忆与群体认同的“叙事场”。具体而言，可以进行文化空间的微更新，例如保留并活化社区内具有历史记忆的老墙、古树、作坊，将其转化为居民口述历史、影像记录与公共艺术创作的在地资源。同时，应鼓励居民参与空间设计，使社区长廊、楼道转角、闲置绿地等“消极空间”转变为展示社区公约、家庭故事与邻里善举的“积极界面”。这种空间叙事不仅提供了文化活动的物理场所，更通过对集体记忆的符号化再现，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对空间的情感附着越深，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越强。因此，空间载体不应被视为静态的容器，而应被打造为动态的文化生产过程——居民在改造空间的同时，也在改造自身与社区的关系。

三、从“熟人社会”到“趣缘社群”：培育现代社区的文化共同体

传统社区治理中的“以文化人”常依赖血缘、地缘等“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然而，在流动频繁、异质性高的大型城市社区，传统熟人网络已经瓦解，邻里之间的“弱关系”成为主流。此时，若仍试图通过“街坊情谊”的道德说教来规范行为，往往力不从心。一个更为务实的思路是，以“趣缘”为纽带重组社区文化生态。所谓“趣缘”，即居民因共同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或价值取向而形成的自发联结。社区应主动识别、孵化和赋能各类基于趣缘的文化自组织，如亲子阅读会、青年戏剧社、银发摄影团、环保手作小组等。这类社群天然具有内生的凝聚力与行动力，其成员之间的互动基于自愿与热爱，能够产生高度的认同感与互信资本。社区治理者的核心任务并非直接主导这些社群的内容生产，而是提供资金小额资助、场地灵活使用、以及跨社群联动平台等制度性支持。通过将原子化的个体编织进多元的趣缘网络，社区文化得以在“去行政化”的语境下自然生长。更重要的是，趣缘社群内部形成的契约精神、议事规则与集体行动逻辑，可以反向溢出至社区公共事务，实现文化自治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这种以共同生活旨趣为基础的共同体，比基于地缘的机械团结更具韧性。

四、数字赋能与场景适配：健全社区文化治理的技术支撑与评价体系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优化“以文化人”的效能必须回应技术环境的变化。当前社区文化的数字化建设多停留于“信息发布”层面（如微信群通知、公众号推文），而缺乏对居民文化需求的全景感知与精准匹配。优化路径之一是构建社区文化“数字画像”——通过整合居民参与活动频次、兴趣偏好标签、社区内互动热力图等脱敏数据，识别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群体的需求光谱。基于此，文化服务的供给可以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例如，针对双职工家庭推出“晚间书房”与“周末工作坊”，针对独居老人设计“数字素养提升与邻里陪伴计划”。此外，应建立以“参与度”与“认同感”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取代传统的“活动场次、参与人数、媒体报道量”等唯效率指标。评价重点应转向：居民是否通过文化活动建立了新的社交联系？是否在社区公共议题中更主动地表达意见？社区公约的遵守是否从被动服从转为内心认同？这种评价体系的转向，本质上是将“以文化人”从一种不可量化的“软实力”转变为可观测、可反馈的治理实践。需要警惕的是，数字化工具应服务于文化的生成而非异化，避免算法推送将居民封闭于信息茧房，技术介入应以促进线下真实互动为最终归宿。

结语

社区治理中“以文化人”的优化，绝非简单地增加几场演出、修补几处围墙或更新几条标语，而是一场涉及治理理念、空间营造、组织形态与技术体系的全方位再塑。它要求管理者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转而以生态学视角，耐心营造成长性的文化土壤。在这一过程中，居民不应是教化对象，而应被还原为文化的主体。文化的最终指向是人的解放与共同体的自觉。唯有如此，社区治理才能从“管制与服从”的低位循环，跃迁至“认同与共治”的高阶形态。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管理有序的居住空间，更是一个能够安顿精神、繁殖情感、孕育公共精神的文明家园。这正是“以文化人”最深沉、也最需要被理性求索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