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整合，破解基层“条块分割”带来的治理碎片化困境。然而，在近年来的实际运行中，部分地区的条块协同逐渐滑向形式化——表面上制度完备、会议频频、台账齐整，实质上条块之间仍维持着“各管一段”的松散联结，党的工作与行政业务在基层场域中并未实现深度耦合。这种“虚协同”不仅消耗基层治理资源，更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党建的组织动员效能。本文试图从问题表征层面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后续的制度调适提供认知基础。

一、组织架构的“物理拼接”与功能脱嵌

条块协同的形式化首先表现为组织层面的结构性虚化。在党建引领的框架设计中，许多地方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议”“联合工作站”“片区党委”等跨条块协调机构，意图在组织层面实现条块力量的统合。然而，实际运作中这些机构往往停留在“物理拼接”阶段——各成员单位仍然遵循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和业务逻辑，协调机构缺乏实质性的议事决策权、资源调配权与考核问责权。例如，街道党工委与驻区市属单位之间的“共建共治”多表现为签署协议、互挂牌子、共享场所等表层动作，当涉及执法权、审批权、财政划拨等核心权限时，条上的垂管部门依旧坚持“条线规则优先”，块上的属地管理常常沦为“兜底式配合”。这种组织架构上的“有壳无核”，使党建纽带无法穿透条块的行政壁垒，协同仅停留在制度文本的“责任清单”中，功能上呈现出明显的脱嵌状态。

二、运行机制的“会议驱动”与闭环缺失

条块协同形式化的第二重表征体现在工作流程的碎片化上。党建引领倡导“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治理闭环，但在实践过程中，协同机制往往异化为“以会议代替协同”“以文件落实联动”。常见的场景是：每月召开一次条块联席会议，各部门代表汇报工作、交换信息、布置任务，但会后任务分解缺乏有效的跟踪督办机制，跨部门问题的解决高度依赖“一把手”的临时推动。更突出的是，许多协同事项在会议结束后就进入“闭环盲区”——条上部门将任务转介给块上，块上因缺乏执法权而不得不“请示”条上，一来二去便陷入“协调—搁置—再协调”的循环。这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运行状态，使得条块间的信息沟通停留在表层通报层面，无法形成“问题发现—响应—处置—反馈”的治理回路。党建的政治动员能力被大量消耗在流程运转之中，协同实效反而因流程复杂而下降。

三、考核评估的“痕迹导向”与激励扭曲

条块协同的形式化还受到考核体系的深刻塑造。当前，不少地方将“条块共建活动次数”“联席会议召开频次”“问题清单完成率”等量化指标纳入党建考核，这种“痕迹导向”的评估方式短期内能推动协同行动的显性化，却也催生了大量应付性、表演性的协同行为。典型表现包括：为完成台账指标而反复召开“凑数式”会议；为满足共建数量而临时性组织“合影式”活动；为应付督查而将常规业务套上“党建引领”的外壳重新包装。条块双方在考核压力下更关注“做没做过”而非“做没做好”，更在意“有没有记录”而非“有没有效果”。这种激励扭曲使得协同从“解决问题”异化为“完成指标”，从“实质性联动”退化为“程序性表演”。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形式化协同能够顺利通过考核时，基层干部对制度的信任感会逐渐流失，“用形式应对形式”的消极惯性由此固化。

四、责任边界的“模糊博弈”与风险转嫁

条块协同形式化的深层病灶，在于责任配置的模糊与不对等。党建引领强调“属地兜底”“条块共责”，但在具体事务中，条上部门往往利用业务规范性要求推卸属地配合责任，块上则借助“属地管理”原则将事务性负担上移。这种博弈在安全生产、环保督察、信访维稳等风险密集型领域尤为突出：条上部门将监管责任通过“属地明确”下压至街道乡镇，却在执法力量、技术支持和经费保障上持续缺位；块上无力承担专业监管职能，只能以“协调函”“情况说明”等形式化文书应对上级督查。在问责压力下，条块双方形成默契——通过反复的书面协调、会议纪要、签报手续来完成“责任链条”的书面闭合，实际问题的解决反而退居次位。这种“协同”实质上沦为风险规避的合法化工具，党建本应发挥的整合与把关功能被责任博弈所架空。

五、资源流动的“象征供给”与供需错位

条块协同的实质是资源与信息的跨域流动，但形式化协同常常伴随着资源的“象征性下沉”。驻区条线单位向街道社区提供的“共建资源”多为许可性、服务性资源（如开放活动场地、提供宣传展板、派出志愿者），而社区真正稀缺的人事编制、专项经费、执法权限等核心资源极少通过协同通道流动。街道层面为争取资源不得不依赖私人关系进行“非正式协商”，制度化的资源调配机制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块上汇聚的属地社情民意信息也难以有效反馈给条上部门——社区网格采集的“微问题”往往无法转化为条线部门的政策调整依据，条线上的专业数据同样对块上封闭。这种“供需错位”使得党建引领的资源配置功能沦为象征性供给，条块之间的协同平台最终变成“资源交换的橱窗”，而非“治理能力的熔炉”。

结语：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的可能路径

条块协同形式化本质上是行政体制惯性对党建引领制度创新的“反驯化”。破除这一困局，需要在三个维度推动范式转换：其一，将组织架构从“物理拼接”升级为“有机嵌入”，赋予协调机构以实质性的决策权与资源调配权，让条块力量在关键节点实现职能交融；其二，重构考核机制，将评价重心从“过程痕迹”转向“治理效能”，建立以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多维评估体系；其三，厘清责任边界的同时建立弹性协商规则，在风险共担与专业分工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党建引领的生命力不在于形式上的“无处不在”，而在于实质上的“治理有效”。只有当条块间的每一份协议、每一次会议、每一项清单都能指向真实问题的解决，基层治理的协同才能真正挣脱形式化的泥沼，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理想图景。